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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炸出一记重磅声音!王金平现身,280多人联手推动两岸和平

在台北一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上,聚集了关中、丁守中以及多位卸任政界人士。岛内260多名专家学者联署提出《两岸和平倡议》,王金平也应邀到场发言。大会举行后,共同发起人规模已增至280余位。

老涂认为,这场倡议获得跨领域响应,与两岸沟通渠道长期受阻、岛内部分人士担忧冲突风险有直接关系。发起者希望把和平诉求组织成能够持续运作的民间平台,通过人员交流、专业合作和危机预防,为恢复两岸对话积累条件。

参加大会的人有前民意机构负责人、卸任行政官员、退役将领,也有大学教授和工商界人士。关中、丁守中承担主要发起工作,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冲、前安全事务官员苏起等人到场。王金平此前已推动“中道和平联盟”,这次受邀致辞,公开表示认同倡议方向。如此多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参与,说明发起者选择从和平、交流这些能够共同讨论的事项组织人员,而没有要求每个人先拿出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

这批人的身份与倡议内容有关系。卸任官员熟悉两岸过去怎样建立联络渠道,研究人员能够讨论具体制度和政策,工商界关心订单、投资和产业合作,退役军人则更容易从冲突代价考虑安全问题。大家的出发点可能不同,却都需要一个能够交换意见的平台。靠个人发表一篇文章,影响通常止于舆论。由数百人联署,再成立分工组织,便有机会将不同领域的专业资源集中起来,围绕同一批议题反复讨论。

大会选择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也是在寻找这些参与者熟悉的历史语言。丁守中谈到两岸同胞的民族感情,关中提出和平优先。岛内另有游智斌等人士公开强调国家民族统一,表达了更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次联合倡议则将降低敌意、恢复往来置于近期工作内容,尝试让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先就避免冲突形成对话空间。


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联合起来谈和平?原因可以从两岸制度化沟通的变化说起。过去,两岸的海协会和海基会曾经恢复协商,涉及运输、经贸与人员往来的事项有过正式谈判,也签署了多项协议。后来两会常态化协商停滞,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越来越难通过固定渠道处理。两岸之间仍有人来人往,也保留一些事务性联系,但能够持续讨论争议、积累政治互信的正式机制明显不足。

沟通渠道减少以后,同样的安全动作更容易被双方作出不同解释。大陆强调维护主权与反对“台独”分裂,民进党当局则将强化防务和外部安全合作作为政策重点。军演、军购和政治言论不断成为岛内舆论争论的对象。参与倡议的部分卸任安全官员担忧紧张关系不断累积,而能够降低误判的政治联系又没有同步恢复。

这种忧虑能够从安全领域延伸到学界和工商界,是因为台海冲突的代价会先进入民众生活。航运、金融、能源供应、工厂生产和跨境人员往来,都依赖基本稳定的环境。企业可以调整一部分库存和市场,却很难为长期不确定的通航和投资环境安排全部替代方案。学生与研究者则可能因为交流限制失去面对面讨论和共同研究的机会。两岸关系每紧张一次,承担实际成本的主体远远多于作出政治表态的人。

发起者还对台湾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表达担心。关中等人认为,岛内不能把安全寄托在外部力量的决策上。这样的判断属于他们公开陈述的风险认识,也解释了为什么倡议强调台湾社会要主动创造和平条件。毕竟,美国的军事部署和外交安排由华盛顿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台湾社会难以单方面确定美国会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行动。对这些参与者来说,恢复两岸直接接触至少可以减少完全依赖外部沟通的处境。

因此,倡议把“和平优先”放在四项主张的开头。它要求先降低相互攻讦,建立持续沟通渠道,再逐步讨论合作与政治安排。这样的顺序有其现实考虑。政治分歧仍然存在,民间倡议者也没有立即改变制度前提的权力。把一些能够开展的往来先恢复起来,才能让和平诉求具有可被公众感知的内容。


接下来就要看这场倡议准备怎么开展工作。丁守中介绍,发起团队在大会前已经举行过十多次讨论,正式公布了和平优先、恢复对话、深化合作和为政治协商创造条件四项主张。筹备人员还提出设立五个专业工作组。这一安排把共同联署之后的工作分给不同专业领域,避免所有讨论都停留在反战口号上。

五组的分工有明确的侧重。台海安全与危机预防组拟研究怎样减少紧张局势与误判,两岸经贸科技与产业合作组拟寻找经济往来的合作议题,文化青年与教育交流组面向校园和社会交往,民生治理与永续发展组关注公众生活中的共同问题,和平融合发展研究组则侧重长期制度议题。

把安全与民生问题分开研究,实际上是在处理两类不同的困难。安全事务经常受到政治立场和权限限制,民间组织难以直接介入军事指挥或官方危机通报。文化、教育、医疗、产业等方面却存在具体的合作需求,社会团体能够先组织论坛、学术互访、企业交流,梳理哪些手续妨碍往来,再向有决定权的机构提出讨论建议。这样的专业分工不会自动恢复官方谈判,却能让讨论留下议题、材料和参与者,而非每次活动结束后重新开始。

恢复双向观光看起来是旅游问题,实际涉及人员许可、旅行安全、接待能力和行业安排。行业组织可以先交换信息、提出服务建议,具体开放政策仍由两岸相关主管机构决定。又如产业合作,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技术等领域,企业和研究单位可以交流需求,讨论共同研究的可行性,但投资和技术合作还受到各自法律与监管约束。倡议若能把这些环节逐项做实,参与者就能看到对话对生产和生活的具体帮助。

丁守中提出的“民间二轨协商”,正是为这些工作寻找一种组织方式。所谓二轨,指学者、退休官员和民间机构在官方授权谈判之外先行交换意见。参与者能够提出方案、研究分歧、建立联系,却没有代表当局作出承诺的权限。过去正式渠道停滞,恰好给这种非官方沟通留下需求。它的价值在于维持一批相互熟悉、能够讨论复杂问题的人,使未来有条件恢复正式协商时,不必从完全陌生的状态开始。


不过,民间工作能够推进到哪一步,还要看倡议怎样面对岛内的政治分歧。丁守中提出,未来的两岸政治安排应在和平、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协商,同时尊重双方现实制度差异。这样的表述为参与者保留了讨论空间,也把政治协商放在了更长的工作过程中。关中在大会上强调和平优先,王金平强调中华文化纽带和岛内朝野和谐,都希望先让不同立场的人能够坐下来交谈。

王金平在岛内政坛长期任职,熟悉议事与跨团体沟通,又有自己推动的和平组织。此次接受邀请,可以让倡议接触到更多社会网络,也帮助发起者与具有不同政策经验的人士对话。但倡议由关中、丁守中等人发起,王金平到场支持并不等于接管组织。决定这场活动能否持续的,仍然是后续工作组、论坛和民间联系能否运转。

民进党当局的反应说明,扩大参与范围还需要处理双方对责任与政治前提的不同认识。台湾陆委会官员梁文杰回应称,倡议者应该向大陆方面呼吁和平,并把目前紧张局势的责任归于大陆。大陆方面则一直强调,恢复海协会与海基会授权协商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双方对机制停滞原因有公开分歧,民间人士即便赞同恢复对话,也无法凭一次联署改变相关机构的授权条件。

这就要求发起者把“创造和平条件”落实到自己的工作能力范围。能够组织的青年往来就持续组织,能够研究的安全风险就形成公开讨论,能够邀请的不同立场人士就让他们围绕具体事务交流。对于尚需官方决定的事项,应当整理现实障碍和政策意见,等待具有权限的机构处理。民间平台的影响来自长期积累的接触和研究,政治人物出席可以增加关注度,却代替不了这些日常工作。

此次大会上有人强调国家民族统一,有人呼吁民进党调整立场,也有人把重点放在防止战争与恢复交流。这些声音存在侧重差异,但关中、丁守中等人提出的联合倡议,将和平优先置于起点,以持续对话作为工作方向。老涂认为,这次岛内260多名专家学者愿意联署,说明有一批具有专业经验的人士希望为两岸关系提供其他沟通方式。让这份联署留下长期使用的渠道,才是他们此次组织和平倡议所要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