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去世3年的张闻天补办追悼会，陈云突然反悔：我不致悼词。 1979年，张闻天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为他致悼词。 张闻天家庭背景较为优越。 1923年，他远赴日本东京和美国旧金山留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被派往苏联继续深造，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报道员。 1935年，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组成三常委。 虽然张闻天等人具备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但他们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的错误决策加剧了党内路线之争，特别是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 他所提出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强调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并过分高估了红区的力量。 然而，张闻天并非固守错误。 随着对苏联经验的深刻反思，张闻天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1934年，张闻天与博古等人的矛盾加剧，他坚决反对博古采取的死拼策略，主张更加灵活的战术。 这一时期，张闻天逐渐接近毛泽东，并深刻认同毛的战略思想。 两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日益频繁。 1934年，毛泽东患上恶性疟疾，张闻天亲自派傅连璋紧急赶去诊治。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曾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遵义会议不可能成功。 张闻天三次提出“退位让贤”。 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中，张闻天始终坚定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因此，他始终没有寻求更多权力。 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闻天再一次提出辞去党内职务，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毛泽东十分敬重他，曾多次公开赞扬张闻天不争权、不谋私利的品质。 尽管张闻天一度担任党的总书记，但他经常做出让位的决策。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放下了重要职务，将精力转向马列学院。 作为该学院的首任院长，张闻天注重学术研究。 根据历史资料，学院共培养了近千名干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重要岗位的骨干力量。 在1941年的整风运动中，他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张闻天的实地考察为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在党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然而，张闻天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东北的工作。 四年的艰辛工作使他为党的大后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不仅贡献卓著，还从未因个人成就而自满或图享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尽管他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和经验，但他多次拒绝重要职务。 1951年，当周恩来征求他是否愿意担任其他职务时，张闻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担任驻苏大使。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毫不避讳地提出对大跃进错误的深刻认识，提出理性批评。 这使他遭遇了政治打压。 他被迫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卸任。 此时，他常常和妻子刘英在一起，聊起未来的打算。 在多次深思熟虑之后，张闻天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自己希望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愿望。 毛主席在得知张闻天的请求后，亲自安排了他进入北京的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 尽管张闻天已年近七十，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但他毫不懈怠。 为了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查阅大量资料。 然而，张闻天的身体日益衰弱，最终，他被安排到广东省肇庆市度过晚年。 1974年，病情加重的他在清醒时写信给毛主席，请求能到北京治疗。 尽管毛主席始终未忘关心张闻天。 由于毛主席身体原因未能及时看到信件，这封信被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发现，并迅速转交给毛主席处理。 最终，毛主席决定将张闻天转移至无锡疗养。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去世。 那天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1977年，刘英接到来自组织的电报，被邀请到北京。 带着丈夫的遗愿，她来到了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生前节省下来的积蓄交给组织。 张闻天去世后，由于历史时期的复杂性以及他特殊的身份，未能举办追悼会。 1979年，党和国家领导层认为，张闻天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理应得到应有的尊敬。 因此，决定为他补办追悼会。 陈云本应担任主持。 然而，考虑到陈云的身体状况，最终决定由邓小平代为致悼词。 参考文献：[1]南楠,惠小峰.从张闻天《出发归来记》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38(1):8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