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独享“战略科学家”殊荣，他的贡献远超解决具体问题 钱老说的一段话: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将星璀璨，英雄辈出，但在这众多杰出的军事领袖中，只有教员被尊称为战略家。同样，在新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庞大队伍中，钱学森独树一帜，被誉为战略科学家。这一称号，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极高赞誉，更是对他在中国科学工程体系建设中所起作用的深刻肯定。 钱学森之所以被誉为战略科学家，并不仅仅因为他解决了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或工程技术难题。他的贡献，远在于此。他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学工程体系，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体系，如同教员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中建立起的人民军队一样，是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只要给予足够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就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和深远规划，使他在新中国科学工程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能够洞察到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还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发展战略。他的思想和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科学工程界，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指引和灯塔。 可以说，钱学森是新中国科学工程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某个具体的科学成果或工程技术上，更体现在他为新中国科学工程事业发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和所开创的崭新局面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科学工程事业发展的史册上，成为后人学习和敬仰的楷模。 钱学森：新中国科学工程的奠基者，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在钱学森被软禁的那几年里，他并没有沉沦，而是逆向思考，以自己还能回想的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状态为出发点，思考如何把这些并不怎么可靠的东西组合出一个靠谱的产成品。经过深思熟虑，他写出了《工程控制论》这一巨著。这部著作不仅为他的科学研究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新中国的科学工程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学习苏联搞飞机。然而，钱学森回国后，却几句话就把这个优先方向给否了，改成了导弹。这一决策背后，是钱学森对新中国工业实力的深刻洞察和对导弹技术的独到见解。他明白，以当时中国羸弱的工业实力，要造出可靠时间段要求几千个小时的飞机发动机是极其困难的，而导弹的喷气式发动机只需要一次性工作十几分钟、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这更符合新中国的实际。结合他带回国的《工程控制论》，发展导弹成为了可能。 学森享受的待遇，甚至连元帅都未曾有过。他的饮食安全被高度重视，每次用餐前都有人试吃，以防投毒。这种特殊的待遇，并非因为他个人的身份地位，而是因为他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的期望，他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以及他在新中国科学工程事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 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老总曾评价钱学森：“钱学森是战略科学家，不是一个工程师，我们着重要看的是他的方向。”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钱学森在新中国科学工程建设中的核心作用。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在1956年国务院牵头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他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反对优先发展飞机，并建议要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他还给包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内的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做报告，深入浅出地讲解火箭技术，最终使国家修改了已经确定的规划，把火箭和喷气技术放在了六项需要优先紧急发展的科。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意义，在后面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前瞻性。而钱学森本人也在这一决策中做出了牺牲。他本身的兴趣在力学、材料、纯科学研究，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去到五院领导火箭导弹工作。 在五院，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写教材，亲自给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讲导弹概论。后来的神州首任总师戚发轫、载人航天总师王永志等都是钱学森讲台下的学生。钱学森深知，搞导弹是个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两个人，而是靠一群人。他重视人才培养，为新中国航天导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时候，某一门科学技术会随着一个人的出现和去世而兴起和衰落。新中国的火箭技术是随着钱学森的回国而兴起的，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新中国的火箭技术才没有衰落，反而日益蓬勃发展。 如今，我们能看见的重大航空航天科研成果的带头人，其实大多和钱学森有关系。他们继承了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和战略眼光，为新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这位新中国科学工程的奠基者，他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