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在参加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时，被坐在侧边的女速记员吸引住了。这个女速记员不仅记录会议内容速度快，还长得端庄文雅。那么，这个女速记员是谁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1942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仅一年，国共两党的矛盾依旧尖锐。然而，面对日寇的凶残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一切抗日力量大联合＂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华中局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茅山深处，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在战争硝烟弥漫、生死难卜的年代，能有片刻的安宁与美好，对于每一个与会者而言，都是一种无上的慰藉。对于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来说，这次会议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而在这次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上，一位年轻的女速记员引起了张爱萍的注意。她端坐在会场一隅，聚精会神地记录着每一位发言者的观点。飞速移动的铅笔，娟秀的字迹，无不彰显着她的才华。但更令张爱萍倾心的，是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文雅气质。 茶歇时分，张爱萍向身旁的同志打听那位女速记员的身份。得知她名叫李又兰，是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班长，张爱萍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亲切感。原来，李又兰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 李又兰，1919年出生于宁波，出身于爱国实业家李善祥的家庭。作为家中的次女，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她身上既有大家闺秀的温文尔雅，又具备了平民女子的朴实和善良。然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她那颗始终怀揣着忧国忧民之心的赤诚之心。当全国的枪声响起，面对战争的风云变幻，李又兰并没有选择隐匿于富贵的生活中，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的后援工作中，展现了一个女性在国难当头时的责任与担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李又兰并没有被家族的富贵生活所困，她和父亲李善祥一道，离开了宁波，返回了位于小港的家乡，投入到战时的社会服务与支援中。她的选择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一种对祖国深沉的热爱与责任感。面对国土的沦陷与百姓的疾苦，她选择与父亲一道，站在了抗日的最前线。 1938年3月，李又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同前往武汉，当时武汉正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政治军事重心汇聚于此。与此同时，武汉也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所在地。听闻此地有机会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李又兰与同行的伙伴们决定通过该办事处寻求去延安的机会，投身到更直接的抗战行动中。 然而，武汉的局势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武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也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的麻烦，李又兰与其他青年人未露出任何急切的姿态，而是巧妙地做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免了特务的干扰。尽管如此，李又兰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目标。她明白，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参加更直接的战斗，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在武汉，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时天色已晚，但李又兰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兴奋。当她和伙伴们看到挂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牌子时，激动不已，几乎跳了起来。她和同行的青年们急切地涌入办事处，要求见周恩来——一位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重要负责人，还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李又兰等人的坚定决心，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虽尽力解释周恩来工作繁忙，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执意等待，不愿离去。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李又兰和其他同学们不愿轻易放弃，坚决守在办事处。终于，在经过一整天的等待后，他们终于在深夜见到了周恩来。尽管已是夜深人静，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接见了他们，展现出了他一贯的温和与关怀。在这次会面中，周恩来明确告诉他们，由于风陵渡已经被日军占领，通往延安的路已经变得异常艰难。为了不让他们的努力白费，周恩来建议他们前往南昌的新四军办事处，继续为抗战贡献力量。 这一会面让李又兰深受鼓舞。尽管未能如愿去到延安，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为革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次在武汉的经历，也深深影响了她日后的行动与选择。而在延安，李又兰与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张爱萍，逐渐熟识。两人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张爱萍坦言，当时这些坚持要见周恩来的青年学生，的确让人有些“无奈”。李又兰笑着回应：“我就是那十几个人中的一个！”这段回忆引得二人开怀大笑，真可谓“冤家路窄”，笑谈中更能感受到那段艰苦岁月里的温情。 1942年8月8日，在新四军军长陈毅的首肯下，张爱萍和李又兰喜结连理。那是一个简朴而庄重的婚礼，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奢侈的宴请，有的只是战友们真诚的祝福和革命家庭的温馨与甜蜜。 婚后，张爱萍和李又兰并肩作战，在革命的道路上风雨同舟。他们先后育有三子一女，子女们都继承了父母的革命事业，在军队中担任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