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节，朱德时常一个人在叹气，夫人康克清关心问道：“你有什么不好过的？”他的回答有气无力：“没有什么。”康克清不相信，再三询问，换来的是他烦躁地大喊：“不要问了！” 新中国成立17年了，什么事能让朱德这么烦心，连枕边人都无法吐露分忧的？ 1966年年中的那场“运动”前，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当属罗瑞卿突然失去众多党政军职务。 而与这件事息息相关的，正是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 出于党性和涉及重要会议，朱德拒绝外泄，其身边的秘书不忍看到他与康克清闹不愉快，便小声告诉康：“前不久的上海会议，涉及批判一个重要人物——罗瑞卿。说他有很大的野心，撤了他很多重要职务。” 康克清听后点了点头，没有加以评论，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包括朱德。 过了段时间，上海会议的情况经过通报公开了，朱德更加郁郁寡欢，没有恢复过去的从容状态。 康克清问，老总啊，你是不是在为上海会议的事情烦恼。朱德没再隐瞒，重重叹了口气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我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过毛泽东同意。说他有问题，难以置信啊。” 康克清没有说话，因为她对上海会议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所以不好随便评议。但她知道，只要让朱老总说出藏在心底良久的话，有益身心健康。 朱德低着头，像在思考什么，然后在屋里来回踱步，过了会又说：“为什么要撤呢？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他这样可靠的人都不明不白地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要不平安了啊。” 这几句话让康克清印象深刻，多年后记录进回忆录里。 罗瑞卿的事，刘伯承针对“罗工作不尊重老帅”的传言有话说：“建国后，我这个人的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经常往我这跑，有事也同我商量。说什么‘不尊重’，我倒没什么感觉。” 据贺龙的夫人薛明后来回忆，当时上海会议发的文件，贺老总就自己装口袋里，后面装得满满当当，也不让包括我在内的人整理收拾一下。 在撤职前，罗瑞卿跟贺龙共事过数年，办了不少实事，相当愉快。过去二人都没什么接触往来的，却在短短数年的工作中，结为私交甚密、通家之好的挚友。 邓政委的态度跟贺龙类似，开会文件自己装口袋里，不让秘书接触，看完了就退回去。 上海会议开完会，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在回北京的飞机上，碰到张茜，问了句：“你怎么一个人回去？陈老总呢？”张茜说：“老总他没开完会就走了，说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陈毅和罗瑞卿同出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还都是四川老乡。他们是在长征前分的手，罗瑞卿跟红军主力走，陈毅则留下来打游击。 建国后，陈毅曾跟罗瑞卿感叹：“我这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主力长征的三年游击战争。我人几乎要没了，有次敌人搜山，我躲草丛里，刺刀在我头顶晃来晃去。” 整个战争年代，罗瑞卿跟陈毅都不是特别熟，直到建国后：陈做外长，罗任总长，一个对外，一个对内，交流往来开始多了。 他们一见如故，兴趣爱好也十分相似。私底下经常约着一块跳舞看戏，这些都是罗瑞卿的孩子们看在眼里的：周末的时候时不时听到父亲告诉母亲，今天约了陈老总去了哪，干了什么。 陈毅的夫人张茜跟罗瑞卿的夫人郝志平岁数一样，两人十分谈得来。上海会议，陈毅是说了公道话。这不能说是为了罗瑞卿，只能说他对罗比较了解。 76年后，罗瑞卿担任起军委秘书长，陈毅和张茜已不在世了，但他把陈毅的孩子们专门请到家里来吃饭——除此之外谁也没请。 饭桌上，罗瑞卿哽咽地说自己跟陈毅是老朋友，可惜啊，他没熬过来啊，他的性情太刚烈了。 在场所有人都为这话感到动容，偷偷抹起眼泪。 罗瑞卿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又勇于斗争，出事后很多人为他讲了话 上海会议开完，事情远没有结束，中央成立三人小组，负责调查对罗瑞卿的相关指控。邓政委是组长，但一次会都没开过。 彭真在向中央写报告的讨论小组会上，尖锐地说：“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感觉到底够不够？” 彭真的仗义执言没用，他无力扭转局势，还罗瑞卿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