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

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一九六五年春末的香港，街头巷尾时常可见挤满难民的木屋区。这片英属殖民地成为了许多大陆移民的避难所，他们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昔日叱咤上海滩的杜月笙一家，也在这片弹丸之地谋生。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每日除了料理家务，便是与街坊邻里搓搓麻将，打发时光。 姚玉兰正在牌桌上与几位老姐妹闲话家常。突然间，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手中的麻将牌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从上海到香港这些年，姚玉兰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节衣缩食。即便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当年名门太太的优雅，总是穿着整洁的旗袍，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理整齐。 此时此刻，她却顾不得这些体面，急急忙忙地收拾起桌上的零钱。在场的几位老姐妹都愣住了，她们从未见过这位杜家太太如此慌张的模样。 从麻将馆到家里的路程并不远，姚玉兰一路小跑，鞋跟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路过的小贩还在吆喝着卖艇仔粥，街边的茶餐厅里飘出阵阵咖啡香。 自从杜月笙去世后，她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小儿子杜维嵩身上。 杜维嵩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即便家道中落，这个孩子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教养，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得体有礼。 最近这段时间，杜维嵩的心情似乎特别低落。姚玉兰看在眼里，却不知该如何开导。在香港，他们虽然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已经远不及从前在上海的光景。 转眼间，姚玉兰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她掏出钥匙的手还在微微发抖，那种不安的预感越发强烈。推开门的那一刻，屋内传来一阵异样的动静。 迈入门槛的瞬间，姚玉兰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药味。她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卧室移动。 杜家在上海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杜月笙的独特教育方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为子女们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 在杜家，每个孩子从小就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聘请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老师。杜月笙虽然自己识字不多，但格外注重礼节和体面，要求子女们必须精通诗书礼仪。 每天早上，杜家的孩子们都要穿戴整齐，即便是在家中也不能随意。在餐桌上要严格遵守礼仪，说话做事都要端庄得体。 杜月笙常说，虽然自己做的是江湖生意，但子女不能沾染半点江湖气。为此，他严格控制子女的社交圈，只允许他们与上流社会的子弟来往。 一九四九年，时局动荡，杜月笙带着家人匆匆离开上海，只带走了少量财产。昔日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大亨，在香港也只能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 杜月笙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在众多子女中分配显得捉襟见肘。最小的儿子杜维嵩分到了一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虽然不少，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却远远不够。 对杜维嵩来说，生活中最大的负担不是金钱的匮乏，而是无法继续保持从前的体面。在上海时，出门都有专车接送，买东西从不需要付现金。 来到香港后，杜维嵩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仪表和教养，但已经无法维持从前的排场。每天穿着考究的西装在街头走过，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落差。 在香港，难民潮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治安状况也不如从前。杜维嵩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 生活的重担压得杜维嵩喘不过气来，但他始终保持着杜家人的骄傲。即便身处困境，他也从不向人诉说自己的难处。 这种生活方式让杜维嵩逐渐患上了忧郁症，但在外人面前他依然保持着体面。每天精心打理着装，说话谈吐依然彬彬有礼。 杜月笙留给子女的，不仅是一笔有限的遗产，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标准。这种标准在昔日辉煌时期是荣耀，但在家道中落后却成了无形的枷锁。 在香港的街头，杜维嵩时常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为生计奔波。但对他来说，放下身段去做普通工作，就意味着否定了父亲的教诲。 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姚玉兰看到杜维嵩静静地躺在床上，床头散落着几个空了的安眠药瓶。 桌上放着一封信，信纸上的字迹还带着未干的墨痕。 医生很快赶到了现场，但为时已晚。在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杜维嵩选择了结束自己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 姚玉兰在整理儿子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理发店的账单。那张小小的纸片，记录着杜维嵩生命中最后的耻辱。 作为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嵩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即便到了香港，他依然保持着精致的生活方式。 在发生理发店事件后，杜维嵩再也无法面对这种身份的落差。 姚玉兰变卖了仅剩的一些首饰，筹集资金为儿子购买墓地。最终在台北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地方。 杜维嵩的葬礼上，来了不少当年在上海认识的故人。他们看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公子哥，如今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姚玉兰整理着儿子的遗物，每一件衣服都被熨烫得一丝不苟。这是杜维嵩留下的最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