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一天，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哭着对丈夫说：“大哥竟然偷看我冲凉！”周作人听后，气得捶胸顿足，提笔就给大哥鲁迅写了决裂信，而一旁的羽太信子却暗暗窃喜。 1902年，19岁的周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3年后，他又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鲁迅得知弟弟要远赴日本深造，欣喜万分，二话不说也报名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也被录取了。 1906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一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异国他乡，鲁迅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弟弟的生活起居，兄弟俩同甘共苦，相互鼓励，一起刻苦攻读。留学期间，周作人体弱多病，鲁迅悉心照料，兄弟感情更加深厚。 1909年，周作人在哥哥的鼓励下，开始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11年，鲁迅创办进步刊物《新青年》，力邀弟弟周作人参与，并在刊物上发表了周作人的多篇文章，为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鲁迅和周作人先后回国。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周作人则应聘北京大学教授。为了让弟弟在北京安居乐业，鲁迅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处宽敞的四合院，接家人一起在北京团聚。那时的鲁迅已是《狂人日记》的作者，名声渐起，收入也颇丰。他将最好的后罩楼留给弟弟周作人夫妇，自己则住进条件相对简陋的前院。 鲁迅一家在八道湾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其乐融融。每天晚饭后，鲁迅、周作人和大学生周建人三兄弟，总爱一起喝着大碗茶，谈古论今，评点时事。母亲鲁瑞听着几个儿子谈笑风生，笑得合不拢嘴。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但一家人整整齐齐，兄弟和睦，鲁迅对生活还是很知足的。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为了省钱，就雇了一个日本女佣帮忙做家务。这个叫羽太信子的姑娘，不仅手脚麻利，而且待人热情，很得周作人的欢心。羽太信子出身贫苦，从小就得出来打工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因为常来周作人这里做事，羽太信子渐渐对这个儒雅的中国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周作人也被她的勤快和善良所吸引，对她倍加怜惜。就这样，两人日久生情，到1912年便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羽太信子就跟随丈夫一起回到了中国。 刚开始，羽太信子还挺知足的。周作人在北大教书，每月有200多块大洋的收入，鲁迅又常常接济他们，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羽太信子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了。她自从进了周家的门，就自认是这个大家族的当家主母，动不动就对佣人呼来喝去，稍有不顺心就破口大骂。 鲁迅见弟媳妇如此张狂，心里多少有些不满。有一次，他好心提醒弟弟，让他管管媳妇的奢侈浪费习气，别把日子过到贫困潦倒的境地。哪知这番话传到羽太信子耳朵里，她非但不领情，反倒对鲁迅更是不满，处处跟他作对。 羽太信子原本就瞧不上鲁迅的清贫，如今又听说大哥背后数落自己，心里更是恼火。一天，她故意在院子里洗澡，撞见进来的鲁迅，就大喊大叫起来，说大哥偷看她洗澡。消息传到周作人那里，他还真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气得直跺脚。 就在这时，羽太信子火上浇油，对丈夫说，你看大哥一个堂堂的名人，居然做出这种下流事，传出去还不丢人现眼？不如趁早把他赶出去，省得坏了我们的名声。周作人一听这话，顿时怒火中烧，也顾不上跟鲁迅当面对质，提笔写了一封绝交信，言辞激烈地斥责鲁迅＂有伤风化＂，要他搬离八道湾的宅子。 鲁迅收到弟弟的绝交信，气得浑身发抖。堂堂五四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竟然被说成是偷窥弟媳洗澡的登徒子，这叫他情何以堪？他找周作人问个明白，可周作人根本不肯见他，只是让妻子出面搪塞。鲁迅这才明白，自己的＂好弟媳＂早就对他心怀不轨，处心积虑地要把他赶走。 鲁迅被弟媳如此诬陷，心里苦闷异常。他想跟弟弟解释清楚，可周作人就是不肯见他，只是让羽太信子出面搪塞。鲁迅一度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母亲鲁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找周作人问个究竟。可周作人只说是鲁迅做了对不起羽太的事，其他的什么也不肯说。 眼看兄弟俩闹得不可开交，老太太心里着实不是个滋味儿。她只能叹口气，劝鲁迅搬出八道湾，另找个住处。鲁迅无奈，只得带着原配夫人朱安和母亲，搬到了砖塔胡同。从此，兄弟二人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羽太信子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八道湾四合院的女主人。她赶走了大伯母和大伯哥，接自己的父母亲戚来住，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鲁迅临走前曾讽刺地说，八道湾现在只有一个中国人，那就是周作人，其余都是羽太信子的血亲。 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成了当时文坛的一桩悬案。亲朋好友对此议论纷纷，都摸不着头脑。周建人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二哥不应该听信妻子的一面之词，就把大哥赶出家门。但为了维护母亲，也为了周家的脸面，兄弟俩都绝口不提，把这个心结埋在了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