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君梅早已加入外国国籍，却为啥一直在中国拍戏？ 电影《末代皇帝》是在故宫拍摄的，这部影片的拍摄于1986年进行。为了确保拍摄工作顺利进行，整个故宫被封闭，禁止游客进入，完全让给了导演贝托鲁奇。这部电影中，邬君梅饰演了文绣一角，那时她只有20岁。影片的拍摄历时8个月，邬君梅的片酬为600美元。虽然这一片酬看似不高，但《末代皇帝》最终斩获了9项奥斯卡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奖，且在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个国家上映，这为邬君梅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和机会。 如果说《末代皇帝》是邬君梅命运转折的开始，那么《枕边书》则是她内心真正发生改变的作品。这部电影让她从内心深处感到自我突破和成长，她认为，这部电影帮助她摆脱了许多曾经的束缚。“这部电影，对我个人成长和作为演员来说，都除掉了很多枷锁。”她这样回顾当时的决定。 拍摄《枕边书》之前，邬君梅犹豫了整整8个月。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所选的题材非常大胆，女主角是一位具有出色书法天赋的女性，但由于现实中的父权压制，她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才能。最终，她选择在与情人的身体上书写。这种角色构思和表演对邬君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30年前的中国。 那时社会对女性个性化的表达还没有宽容的氛围，传统的集体意识也十分强烈。女性稍微有些暴露，就可能被视作反叛。将身体的大尺度展现呈现在银幕上，对于邬君梅来说，几乎是超出了她的极限。“需要慢慢去说服自己，”她坦言。正是这种挑战，让她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能力和突破产生了新的认识。 央视最新热播剧《六姊妹》让邬君梅这个名字再次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在剧中，她饰演了六姐妹的母亲刘美心一角，其细腻的表演功底和独特的气质，为这部年代剧增色不少。有趣的是，不论是年过半百的观众，还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对邬君梅都不会感到陌生。 2000年代以来，邬君梅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开始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在保持国际影视作品参与度的同时，更多地投入到中国影视剧的创作中来。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她曾获得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提名，这一成就让她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女演员。 然而，关于邬君梅的国籍争议一直存在。有观众质疑，一个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演员，是否应该继续在中国影视圈占据重要资源。这个问题涉及到更深层的文化认同议题。但值得思考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认同是否一定要与国籍划等号？事实上，许多海外华人艺术家都在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贡献。 在专业能力方面，邬君梅的表现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她在《六姊妹》中饰演的刘美心一角，完美诠释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母亲形象。这种表现力既来自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也源于她多年来在中国影视圈的积累。她的经历表明，文化传承和艺术创作的能力，并不会因为国籍的改变而削弱。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超越国界，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邬君梅从十五六岁开始涉足演艺事业，她曾说自己那时只是“一张白纸”。为了让这张白纸上写满色彩与故事，她尽力让自己不与生活脱节。她认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某种角色，甚至不自觉地“演戏”。她举例道，在父母面前，每个人都需要“演”出一个合格的子女角色，实际上，“演”和“做”是相同的。 早在出国留学之前，上影剧团曾邀请她成为签约演员，而当时国内的顶级女演员是陈冲和刘晓庆。对邬君梅来说，她更喜欢选择那些没有明确预期的道路。“相比于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事情，我更喜欢充满未知的人生。”她选择了一条充满不确定的人生，而如今，她依旧在自己的道路上自如地走着，更多了几分从内而外的自在。 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同时，邬君梅的爱情也悄然而至。2000年之后，得知父亲突然中风的消息，邬君梅决定回到国内。她回来的同时，还有她的丈夫——一位名叫奥斯卡的外国导演。在遇到奥斯卡之前，邬君梅经历了两次被抛弃的情感创伤，甚至曾一度想过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自己可能孤独终老。直到28岁那年，一通电话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 当时，奥斯卡是电影《消失的儿女》的制片人，他打电话邀请邬君梅参演，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奥斯卡那充满磁性的声音立即吸引了她，让她不禁开玩笑地问：“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奥斯卡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提到“我的小女儿正在练习拳击”，这让邬君梅立刻意识到，奥斯卡已经有家庭，不希望有任何可能破坏婚姻的外来因素。 后来，邬君梅在剧组见到奥斯卡时，失望的情绪愈发明显。奥斯卡年纪较大，外貌平平，还有些秃顶。年轻的邬君梅自然不会对这个男人有太多兴趣，甚至一度觉得他与自己无缘。但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一切，随着两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邬君梅逐渐被奥斯卡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她回忆道：“奥斯卡是唯一一个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慢火炖’的男人。我一直觉得我跟我先生才是真正的初恋，真正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