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原国民党保密局干部李修凯正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

1949年，重庆解放后，原国民党保密局干部李修凯正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赶紧冲上去抱住他：“ 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1949年的重庆，空气中弥漫着解放的气息，街头的喧嚣与李修凯内心的不安形成强烈对比，解放军战士的身影穿梭在大街小巷，商店也陆续开门营业，但这景象让李修凯芒刺在背。他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副区长，身份特殊的他对未来充满恐惧。他深知自己过往的行为，一旦被清算，后果不堪设想。

刘人爵，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他的自首并获得优待的消息，像一颗种子扎根在李修凯心中，他开始权衡利弊，盘算着自首的可能性，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刘人爵的先例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坦白，或许还能争取宽大处理，思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向公安机关自首。

1949年12月6日，李修凯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公安机关对他的自首表示欢迎，并承诺给他“立功自赎”的机会，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李修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供了大量军统内部信息，甚至供出了潜伏在重庆的特务名单和联络方式。

在他的配合下，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多个特务潜伏组，缴获了两部秘密电台，将潜伏在重庆市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由于积极配合，李修凯不仅获得了中灶伙食待遇，还恢复了人身自由，这份“优待”，让他对未来重燃希望，也更坚定了他“立功赎罪”的决心。

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得从冉益智说起，此男生于四川酉阳，早年就读于成都公学，毕业后便加入了国民党，在酉阳从事宣传工作，曾撰写大量文章攻击共产党，在酉阳的派系斗争中，冉益智作为王家骨干受到牵连，被捕入狱。

在狱中，他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反共“黑历史”，博得了地下党员钱瑛的同情，并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冉益智被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成为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爆发，大批地下党员被捕，为了躲避追捕，冉益智藏匿于岳父家中，并通知他所负责的地下党员尽快转移，然而，在通知余永安时，他却犯下致命错误，彼时的余永安早已被捕并叛变，冉益智的电话落入了敌人的圈套。

4月17日，冉益智按照约定前往北培，却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埋伏，在余永安的指认下，冉益智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面对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冉益智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选择叛变，他不仅供出了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还积极配合特务抓捕其他地下党员。

在冉益智的威逼利诱下，中共川东地委负责人涂孝文也选择了叛变，导致包括江姐、李青林等在内的大批地下党员被捕，为了邀功，冉益智不遗余力地劝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的背叛给重庆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冉益智的背叛，犹如一颗炸弹，在重庆地下党组织中炸开了花，他出卖了62名同志，其中很多人是他亲自发展的，他熟悉他们的性格、家庭情况，甚至知道他们的弱点，他的劝降比酷刑更有效，也更令人心寒，由于“战功赫赫”，他被国民党保密局授予中校军衔，从此在背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也越来越大。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冉益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不敢自首，试图隐姓埋名，逃脱惩罚，然而，命运的安排让他与李修凯相遇，12月底，李修凯在街上执行任务时，意外发现了冉益智，他知道冉益智对重庆地下党造成的巨大损失，抓住他无疑是大功一件。

李修凯没有犹豫，一把抓住冉益智，将他扭送至公安机关，李修凯详细地交代了冉益智的罪行，为公安机关的审判提供了关键证据，冉益智的被捕，标志着他罪恶生涯的终结，面对铁证如山的罪行，他供认不讳。

1951年2月，冉益智被执行枪决。临刑时，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要求：“我死后，将尸体弃于荒郊，任其与草木同腐。”这或许是他为自己罪恶满盈的过往寻求的最后解脱。

李修凯的命运，因为他的选择而改变，他从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转变为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要犯的“功臣”，他用行动证明，即使曾经犯下错误，只要真心悔改，仍然有机会重新开始，冉益智和李修凯，两个曾经站在对立面的人，在重庆解放的历史节点上，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一个选择背叛，最终走向毁灭，一个选择自首，最终获得救赎，他们的故事，是那个特殊时代下个人命运的缩影，也警示着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