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3岁的王某将溶解了60粒安眠药的温水端到儿子面前，亲手喂他喝了下去，她眼睁睁看着儿子死亡，随后就去警局自首！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死刑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严重犯罪，如蓄意谋杀、重大故意伤害、强奸、暴力抢劫、绑架、劫持等。此外，像使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涉及数额巨大的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也可能判处死刑。然而，并非所有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2017年5月9日，一名83岁的老人王某在广州因对自己的儿子李某下毒致死后，主动投案自首。案件发生后，王某的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第一时间认为，王某是一个无情的母亲，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然而，随着案件的深入，人们了解到王某所处的困境和她的动机之后，许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当王某在被警方拘捕时，她反复表示：“我实在无力再养。”她的儿子自出生起就有严重的身体和智力障碍，无法照顾自己，长期依赖母亲的照料。王某曾多次表达她的无奈与疲惫，尤其在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照顾儿子的压力愈加沉重。 她表示自己曾考虑将儿子送往社会福利机构或交给大儿子照顾。然而，她总是担心他人无法做到像自己一样的耐心和细致照料，并且不愿意将重担交给大儿子。她流泪说：“我宁愿自己犯罪，结束了他痛苦的人生，也不愿他继续生不如死。” 在法庭上，很多人对她的决定表示理解与同情，许多旁听者对她的勇气和决定表示尊敬。但王某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最终，法院做出判决，王某因过失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2017年的广州，83岁的王宛兰轻轻推开了小儿子的房门。房间里，46岁的李建恩正在熟睡，发出轻微的鼾声。王宛兰的手中端着一杯温水，水中已经溶解了60粒安眠药。李建恩就像过去无数个日日夜夜那样，听话地喝下了母亲递来的水。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李建恩的呼吸逐渐变得微弱。清晨七点，王宛兰穿过熟悉的街道，来到了当地派出所。值班民警看到这位老人神色异常，连忙上前询问。王宛兰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罪行：她用安眠药结束了小儿子的生命。 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宛兰还是广州一家知名国营工厂里的女工在众多追求者中，王宛兰选择了同厂的黎刚。两年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71年，小儿子李建恩出生了。刚出生时，王宛兰就注意到孩子的眼距比一般婴儿要宽，面部特征也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带着内心的忧虑，王宛兰带着李建恩辗转多家医院。最终在广州市的一家三甲医院，他们得到了确诊：李建恩患有唐氏综合征。为了能够全身心地照顾李建恩，王宛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辞去了自己在工厂的工作。她把自己的工作名额转给了大儿子，自己则回到家中专职照顾小儿子。 近年来，王宛兰开始为李建恩的未来发愁。随着年龄的增长，83岁高龄的王宛兰体力每况愈下，照顾李建恩变得越发吃力。但更让她担心的是，如果自己有什么意外，谁来照顾李建恩？就这样，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王宛兰最终做出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决定。 近年来，关于“相约自杀”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一现象让人不禁反思，人在绝望中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生命是独一无二且不可重来的，然而，有些人在面临极度困境和压力时，选择了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而这类行为在刑法和民法领域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涉及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对生命和健康权的侵害等问题。 从刑法角度看，自杀行为本身不被视为犯罪，因为自杀并不侵犯他人或社会的法益，而是行为人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处分。由于自杀者通常在死亡后无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自杀行为为犯罪。然而，教唆自杀则属于犯罪，指的是某些人故意通过引诱、欺骗、怂恿等方式促使他人产生自杀的念头或帮助其实施自杀。 2023年12月，山东高院维持了孙乐姝的死刑判决。三年前，孙乐姝与丈夫孙振涛以及两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同服药自杀。两天后，警方发现了这家人的尸体，只有孙乐姝幸存下来。她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由于与丈夫婚后关系日益疏远，且家庭经济压力沉重，她和丈夫商定带着孩子一同结束生命。案发后，孙振涛的母亲也因抑郁而自杀，给两家人的矛盾增添了新的火种。在法庭上，孙乐姝试图辩解，但最终法院认定她故意剥夺了女儿的生命，并为丈夫提供了自杀药物，罪行极其严重。 在香港，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2021年2月10日，一对老夫妇从香港元朗的天台跳下自杀。年轻的儿子刘维在目睹父母跳楼的过程中报了警。警方的调查揭示，刘维深陷赌博债务，家庭积蓄早已被耗尽，父母的养老金也被用来偿还欠款，导致家庭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刘维并未及时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父母的自杀决定，最终，父母在与他达成的“自杀协定”中跳楼身亡。尽管自杀是父母的自主决定，法院认定刘维在其中起到了促成作用，因而被判刑五年半，并且被剥夺了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