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黄永胜在124师372团3连观看班进攻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亲自讲评，对于战士们一些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动作一一指出，予以纠正。 1927年。年仅20岁的黄永胜从家乡湖北咸宁来到武汉参军。 在随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他便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参与了秋收起义。 面对敌军的压力，起义军人数急剧下降。 随着秋收起义的失败，部队不得不撤退到文家市。 有一天，黄永胜与战友们终于弄到了一个红皮南瓜，大家围坐一起煮食。 然而，一些老乡前来找黄永胜，他们中间有几人曾一起参军，有一位也是来自咸宁。 他们坦言自己打算逃离，放弃革命，回到家乡。 他们认为，尽管在队伍中吃得苦、受得累，但回到家乡至少能过得稍微轻松一些。 黄永胜听后并未心动。 他清楚自己与这些人一样，曾参与过农民运动，对抗压迫与剥削。 即便回去，旧有的地主阶级不会放过他们。 相比之下，留在队伍中，虽然苦难重重，但至少有更大的可能性。 最终，黄永胜坚定地告诉他们，他不会离开队伍。 几位老乡劝不动黄永胜，最终选择离开。 那些曾经动摇的军官，也选择脱离队伍，甚至转而投靠蒋介石。 余洒度投靠蒋介石后，不久便被枪杀。 在井冈山会师时，参战队伍仅剩下不到千人。 在敌军围攻和反“围剿”战斗中，黄永胜屡次带领部队冲锋，虽然身受重伤，但始终坚持在前线作战。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作为红3团团长，在丁毛山的战斗中表现尤为突出。 那场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与敌军的阵地攻防持续了长达十天之久。 红军终于夺回了阵地，黄永胜也因此获得了三等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为表彰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红军指挥员和战士而设立的殊荣。 能够获得此奖章的人极其罕见。 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红军战斗中，获得此奖章的只有166人，而黄永胜能够其中之一。 战争中，局势瞬息万变，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并作出决断，往往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八路军第一主力685团团长，他原本应该参与平型关战斗，但由于与副团长邓华的关系不和，他未能参与战斗。 此后，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1947年，黄永胜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军区东野第8纵队司令员。 在这期间，敌人从锦州和绥中向8纵所在地区发动进攻。 尽管如此，黄永胜巧妙地将敌军引诱至杨仗子地区，并准备进行打击。 最初，黄永胜判断敌人不过是两团兵力，但不久后发现，敌军的援军居然是四个团的规模。 尽管此时8纵兵力和火力都相对薄弱，但黄永胜决定改变战术。 在敌军炮火猛烈时，他果断命令部队停止撤退，转为反攻。 8纵成功将敌军包围并展开猛烈反击。 敌军在突如其来的反攻下完全崩溃，最终全歼了敌49军的四个团。 1948年，黄永胜参与了辽沈战役。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第四野战军发起进攻。 黄永胜与梁兴初一起担任了对廖耀湘兵团的防线任务。 为了顺利执行任务，黄永胜迅速部署部队，带领他们向西进发。 然而，上级下达新的命令，要求黄永胜带领六纵向大虎山以东发起进攻。 黄永胜没有向上级请示，而是决定带领部队绕过原定的战术路线，将六纵的兵力部署在关键的厉家窝棚等地。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黄永胜的六纵与廖耀湘兵团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姚家窝棚一带黄永胜坚守阵地，尽管遭受敌军炮火猛烈压制，他依然顽强抵抗。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为后来大部队的包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战役结束后，黄永胜没有按照原计划与其他部队联合围堵，而是坚守阵地，成功地阻止了敌军的撤退。 根据战后统计，黄永胜所指挥的六纵损失约三千人，但成功歼敌约两万六千人。 由于未与上级进行及时沟通，黄永胜一度被认为擅自行动，甚至一度遭遇军事法庭的威胁。 然而，战后的情况证明，黄永胜的决定是正确的，成功地阻止了廖耀湘兵团的逃脱。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然而，在“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被卷入政治漩涡，并在1971年被拘押，直至1981年再次获刑，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参考文献：[1]钱瑛:《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弹劾老乡黄永胜的女部长[J].农家之友,2014,0(7):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