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和郭沫若分别题写了“荣宝斋”的匾额。 个人看法只论书法，还是郭要好些。 一个瘦硬劲挺，一个沉着宽博。一个富书卷气，一个显文人气。一个好看，一个耐看。彼时彼地，郭似乎更胜一筹。 但荣宝斋能用启功换下郭沫若是应该不只是书法原因。 如果康生评价的话会说：两个人写的都不怎的，用脚夹个棍写的都比他们好 在中国古代建筑和名胜景区中，牌匾更承载着家族声望、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牌匾多悬挂在门楣、梁顶等显眼位置。 因此，名门望族在装修自家门庭时，往往请来书法名家。 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以其雄健的书法风格而闻名，不仅在朝堂上广受推崇，连日本的禅院匾额也曾由他亲笔题写。 到了近现代，书法家们更加注重碑学，尤其是对于大型牌匾的创作。 著名书法家如舒同、于右任、沈尹默、郭沫若和启功等，都为许多名胜古迹、博物馆题写了无数匾额。 其中，郭沫若少年时便开始临摹汉代碑刻，并研习颜真卿、苏轼等书法大家的作品。 他的书法具有宽博大气、刚健有力的特点，尤其擅长写大字。 进入成年后，作为一位甲骨学的专家，他从这些古文字中汲取了朴拙的笔触和力感。 此时，他的字形更加开阔，结字疏朗，笔画多了转折。 许多重要建筑和景区的牌匾都由他题写过，包括中国银行、武侯祠、龙门石窟等。 即便是一些博物馆，也多次邀请他为展览题字。 晚年的郭沫若书法更趋自由。 他临摹了二王、米芾、黄庭坚等名家的墨迹，融合了灵动的帖学。 这种书法风格既有碑学的稳重与刚毅，又具备帖学的灵活与洒脱。 与郭沫若不同，启功则出生于书香门第，作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的书法受皇家文化的影响较深。 启功专注于临摹古代名家的帖文，尤其偏好董其昌、赵孟頫、颜真卿等人的风格。 他的书法行笔流畅，字形清秀，笔画疏朗。 尽管有人认为启功的风格不适合书写大型匾额，但实际上，他的成功地打破了这一偏见，为多个重要场所题写了匾额，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同仁堂等。 自清朝初期，荣宝斋便开始积极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互动。 两百多年前，荣宝斋首次邀请名人题匾时，便找到了大状元陆润庠。 他的题字使得荣宝斋声名大噪，之后，荣宝斋便养成了请书画名家题匾的传统。 进入现代，著名艺术家如徐悲鸿、郭沫若与启功等，都曾为其题字。 徐悲鸿作为一位画家，他的题字风格厚重，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符合荣宝斋古朴的文化气息。 郭沫若虽以学者身份为荣宝斋题匾，他的字迹展现了大气与笔力，至今仍被认为是匾额中的佳作。 启功则以其精致、雅致的“启体”书法，为荣宝斋带来了另一种风格的风采，他的字形匀称，兼具艺术性与精神气质。 然而，康生却认为他们的字不值一提。 康生少年时期，便擅长篆刻和行书。 康生的字迹俊逸，既有古风，又具现代气息。 1917年，康生前往上海大学求学。上海大学虽名为学术机构，但当时实际是为共产党培养骨干的学校。 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上，他先后担任了多个党内重要职务，从上海的工会干事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康生进入中共中央工作。 在这一时期，他与李立三结识。 李立三的“立三路线”带来了一系列党内风波，然而，康生凭借其卓越的政治眼光，敏锐地抓住了时机，进入中央，成为了中组部秘书长。 在经历了短暂的稳定之后，随着“立三路线”的失败，康生迅速改变了立场，投向了王明阵营。 康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成为了中组部部长。 然而，王明的错误主张遭到批评，康生选择与王明划清界限，并迅速向党内提出对王明的批评。 康生对于书法和绘画的热爱，始终没有减退。 他的作品广受推崇。 康生常自诩为书法大家，甚至在当时的名家郭沫若面前，发表过不客气的评价。 1960年代，康生的书法作品频繁出现在各类重要文件和场合中。 许多人惊讶于他能同时运用左右手进行书写。 然而，康生与王明的关系彻底决裂之后，他开始在党内和外界中塑造一个“革命斗士”的形象。 然而，康生与王明在苏联时期的种种行为，最终被揭露出来。 康生曾在苏联与王明密切合作，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并多次为王明辩护。 在王明思想受到批判后，康生为了保全自己，竟然公然否认与王明的关系。 康生在苏联的种种过往，逐渐被一些回国的同志揭发出来。 最终，康生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他被逐渐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到1945年，康生的权力已经大幅削弱。 参考文献：[1]卜宪群.不断推进新时代的郭沫若研究——在第八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郭沫若学刊,2024(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