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11师师长杨伯涛住进了武汉原德租界的一栋二层小楼，当时他家分配了一辆福特汽车、一辆吉普车，各配司机驾驶保管，另有随从副官一人，男女用人各一，以及厨师等。 1956年初，杨伯涛被集中关押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 此时，所有战犯都要写交代罪行的材料。 起初，许多战犯对写材料并不感到太大压力，因为他们认为，向管理方交代一些事情就能获得某些优待，譬如提前释放、改善待遇，甚至在劳动中得到减少。 而杨伯涛始终坚持自己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不愿意将自己与战争罪犯画上等号。 1945年，日军在湘西地区展开进攻，目标是要摧毁中美空军的芷江机场。 芷江不仅是中美联合空军基地，还是美军远程轰炸机B-29的起飞点。 杨伯涛作为第十八军的一员，亲自带领部队赶往前线。 芷江是杨伯涛的家乡，他的父亲杨宗海早逝，母亲刘氏贤淑且知书达理，辛勤抚养三个儿子。 杨伯涛少年时期便做过放牛、插秧等农活。 直到后来，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县中的省立中学读书。 杨伯涛的军队装备精良，士兵们也充满斗志。 在一次战斗中，杨伯涛的部队成功攻占了右下江阵地，但他失去了营长。 然而，在湘西雪峰山战役中，杨伯涛的部队曾被下令放走一些日军，包括一名师团长。 蒋介石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能报告一个胜利的消息，命令何应钦让战局提前结束，王耀武随后传达了这一命令给杨伯涛。 这一决策让杨伯涛十分愤怒。 杨伯涛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愤怒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 他指责王耀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战争应有的原则。 然而，王耀武则平静地回应道，所有的决定都来自于上级命令，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 杨伯涛对此无法接受。 原本，杨伯涛有机会随蒋介石的部队前往台湾，继续为国民党效力。 蒋介石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退路，不仅安排了陈诚在台湾掌控政务，还指派了孙立人等将领在岛上重建军队。 蒋介石原本计划将他调往台湾，担任新组建部队的指挥官。 但胡琏为其争取到了一份更高的职位——整编十一师的师长，他无法随部队撤退到台湾。 不久后，杨伯涛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那里，杨伯涛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相反，他积极参与了改造工作，并且常常因表现良好而得到教导员的赞扬。 期间，他还参与了一项关于美军战术的研究班。 杨伯涛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 这个班的成员大多来自陈诚系，其中不乏曾在战场上有过显赫表现的将领。 在他的带领下，研究班完成了一篇重要的军事报告，《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这份报告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杨伯涛还承担了其他劳动任务。 一次，他负责炒制干粮，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年轻，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与此同时，他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的支持。 同时，他的内心开始发生深刻的反思。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杨伯涛读到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国共两党的历史合作。 不久后，杨伯涛被安排到全国各地参观新中国的建设。 在参观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他开始意识到，他也有责任为新中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反思，杨伯涛决定主动认罪。 1959年，杨伯涛成为了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 在特赦大会上，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代表家属发言，承诺继续监督父亲的思想改造工作。 杨伯涛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逐渐获得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并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 他继续专注于军事史料的研究，每年审阅大量的稿件，并著书立传，记录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 在196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杨伯涛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伯涛成为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对台联谊会的副主任。 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广播电台的节目。 特赦后的杨伯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 退休后，他决定回到湖南芷江的故乡。 2000年，杨伯涛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参考文献：[1]蒋耘.湘西雪峰山抗日名将杨伯涛[J].中国档案,2015(9):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