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两个她这样的女人，足以将日本沉没。”中国一女子甘愿搭上性命，25年来穷追不舍，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国家，带着上百个中国老人与日本打官司，这一打就是20多年。 1940年，一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飞过了崇山村。 此后，村民们相继感染上了鼠疫和烂脚病。 村子里的年轻女孩感染鼠疫，恐惧的村民将她弃置在祠堂中。 同样，王选的小叔叔因照顾她而不幸感染鼠疫，最终被家人藏匿在邻村的柴火垛中，村民们出于对鼠疫的恐惧，将小叔叔丢弃在荒山中。 时光流逝，王选走出了崇山村，考入杭州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她选择了教师职业。 她的丈夫开设了贸易公司，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日益富裕。 王选在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感。 丈夫的生意拓展到日本，王选也随之来到日本。 在日本，王选得了筑波大学的硕士学位。她甚至开始在日本的高薪职位上工作。 然而，1995年，一条关于731部队的新闻报道了在黑龙江举行的731部队研讨会，以及日本人对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的调查。她意识到，自己与那些受害者有着深刻的联系。 王选开始积极参与到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团体中。她深入调查受害者的情况，搜集证据，联系律师，并翻译相关材料。 她通过与日本良知人士的合作，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王选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者，她成为了受害者们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在20世纪30年代，关东军在与苏联红军的交战中，日本军队遭遇了重重败绩。 石井四郎中将秘密获得了日本天皇和政府的支持，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队。最初，这支部队被命名为“加茂部队”。在哈尔滨附近，这支部队建设了一个占地300亩的细菌实验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的名字发生了多次更改，先后使用了“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奈良部队”等多种称呼，但其核心任务始终是研究并制造致命的细菌武器。 在浙江等地，731部队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通过空投带有致命细菌的食物和其他传播手段，日军造成了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在衢州、金华等地区，数十万人在病菌的侵袭下生死未卜。细菌战不仅导致了极高的死亡率，还带来了长期的社会恐慌。 有记录显示，日军在这些地区还通过空中撒播等手段将病菌散播到广袤的乡村，农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细菌接触。 1939年到1945年期间，731部队通过多次的细菌战试验。 对于这些幸存者，后来的历史学者和记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很多受害者的真实情况仍未能完全揭露。至今在浙江和其它地区，依然有幸存者忍受着细菌战的长期后遗症，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1959年，吉林的一位农民在自家田地中挖掘时发现了大量白骨。通过进一步的发掘，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尸骨不仅仅是普通的遗骸，其中还残留着实验用的化学药品及器材。 1995年，王选的走访了浙江、衢州、金华等地区，亲自与那些曾经经历过细菌战的老人交谈，收集他们的证词。 1998年，王选站在东京法庭上，作为原告之一，代表108名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但初审结果并未如她所愿。法官未承认细菌战的存在，也没有提及任何赔偿问题。王选几经波折，最终找到了在日本731部队服役过的士兵筱家良雄。 筱家良雄透露，他曾参与过对活体进行解剖实验，并亲自将带有致命细菌的血清注射到受害者体内。尽管如此，王选的诉讼仍然屡屡遭遇挫折。 多次的法庭对决中，王选未曾停歇，她的坚持感染了世界各地的正义之士。尽管面对如此庞大的证据，案件仍未见显著进展。 她在东京法院见证了41次开庭。然而，2002年的一次判决中，日本法官首次在审判书中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虽然没有赔偿的决议，但这一判决让王选的努力得到了部分承认。 2005年，她再次带领一批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行。 在东京，她亲自向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和外务大臣请愿，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细菌战，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后，王选依然未能见到最终的胜利，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驳回了细菌战赔偿请求，案件宣告失败。 日本社会对这些诉讼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一部分日本民众开始反思战争罪行，部分社会活动家、历史学者及律师开始为这些诉讼提供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1]张艳荣,杨微,李志平.攫取与交易:美军对日本731部队的调查[J].医学与哲学（A）,2017,38(6):8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