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战役失败，相关指战员有没有受到处分？ 金门，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对岸。 解放军的战略目的是迅速切断金门岛的防线并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 10月，解放军从同安县沿海地区出发，初期航行顺利，但不久后风向突变，部分部队未能按计划到达预定位置。 此外，船只在潮涨时出发，但在计划返回时遇到了潮退，许多船只被搁浅。 国民党军队利用高地优势，在岛上设立了坚固的碉堡。 解放军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许多士兵甚至绑上炸药包冲锋敌阵。 在指挥体系方面，解放军的三个团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战术协调。 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指挥系统更为集中。 国民党还预见到可能的海上登陆，因此特别强调破坏潜在的登陆工具。 蒋介石指示在满潮时期，海空军要加强对可能登陆的船只进行打击。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时，其海军和空军并未遭受重大损失。 他们保留了150多艘舰艇，其中不乏美援的先进护卫舰和驱逐舰，以及拥有超过1000架飞机的强大空军。 解放军在渡海作战中的另一个严重失误是缺乏有效的海空支援。 尽管有限的海军力量试图提供掩护，但空中力量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胡琏在战役前夕假装请求撤回台湾，这份电报被解放军截获，但未能辨识其真伪，导致解放军指挥官叶飞做出了错误的战术决策。 在渡海登岛的行动中，解放军部队只携带了一天的口粮和基本战斗装备。 然而，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已经达到了4万余人，且战斗准备充分。 金门战役策划阶段存在重大过失，指挥官们在没有充分评估敌情和地理环境的情况下，草率地发起了进攻。 之前在厦门解放战役中轻松获胜，导致指挥官对金门的攻略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 当厦门战役结束后，叶飞将军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厦门的城市接收与供给问题上，而对于金门的行动计划及其执行力度则相对忽视。 关于敌方的增援情报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金门岛的地理条件与大陆战场迥异，涉及到的海上作战要求对气象、水文情况有精确的掌握，但这些都未被充分准备。 我军依赖的是木帆船跨海发起进攻，而这种船只的载重与速度都限制了军队的迅速部署。 此外，由于海军和空军支援的不足，增援部队未能及时到达战场。 另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指挥体系的分散。 金门战役中，三个团的作战并未形成有效配合，缺乏统一而高效的指挥。 第一批登陆部队匆忙向岛内推进。 理应在确保滩头阵地安全后，再有序推进，但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战术布置的严重失误。 此外，三个团级单位在没有统一高级指挥官的情况下同时登陆，。 缺乏统一的战场指挥，使得各个团体只能各自为战 这种情况在半年后的海南岛战役中得到了明显改善。 指挥官萧峰在战役失败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请求接受处分。 他随后被调至华东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并最终晋升为开国少将。 叶飞将军对这次失利负责，并多次向上级申请处分。 然而，毛主席及高级指挥官认为，这次的失利更应从中吸取教训，而非简单的处分。 1950年至1951年间，台湾国民党政府对被俘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进行了几次遣返。 首次遣返发生在1950年3月，当时约有100余名被俘官兵返回大陆，这些人主要是排级和副排级干部。 1950年7月，第二批被遣返的官兵共529名，通过登陆艇被送至头门山岛，后由驻防浙江的21军接收并集中安置于杭州古荡的第7兵团招待处。 1950年，第三批被俘官兵分别被送往马祖岛与白犬岛，通过当地渔船送至福建沿海地带，最终集中于福州的10兵团招待处，共计387名。 华东军区政治部于1951年对这些官兵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学习与审查。 审查过程非常细致。 随后，部分被俘官兵被送往南京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审查结束后，华东军区政治部于1951年下旬开始军法审判。 4名军官因投降敌军被当场逮捕，并最终被送往南京军事监狱等待审判。 此外，还有其他军官因类似的罪名在随后的日子里接受了审判。 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和251团副连级管理员窦永礼于1951年8月底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李子元在金门战役期间曾挥舞白毛巾向敌军投降，而窦永礼则是在战斗中离开部队，主动寻找机会投敌。 同年9月，其他两名官兵徐惠良和张连升也因类似的罪行被处决。 徐惠良曾是战地救护组的负责人，而张连升则在被俘后帮助敌军进行身份甄别，导致多名坚持抗争的官兵被杀。 参考文献：[1]李海波.金门战役和海南岛战役中政治工作比较研究[J].青年与社会（中）,2014,0(9):21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