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 月 19 日，张学良在回答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提问的电报中说: “《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及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我未曾替用武力扣留别人者辩护过，更不能为扣留身居高位的委员长的举动辩护。我因此深觉抱歉，因为当时特殊处境强迫我做出这样的事。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 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回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行抗日，但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像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 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伤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置 ……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座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说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