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许世友在每辆坦克上绑了20名战士，宋时轮看后提了一个建议，让许世友佩服不已。 1907年，宋时轮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年少求学时期，目睹国家积弱，萌生从戎报国之志，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为宋时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里，他不仅掌握了先进的军事理论，更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宋时轮带领自己组建的武装队伍上井冈山，正式加入红军序列。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养，他很快就在红军中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师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宋时轮担任了雁北支队的支队长兼政委。他率领部队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多座城镇，并一路推进至山西省会大同城下，为华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8年，宋时轮又被任命为八路军4纵队司令员。他与政委邓华携手在冀东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许世友的军旅生涯同样充满传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红军。因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很快就从一名普通战士升任为营长。 在川陕苏区的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中，许世友指挥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善于利用地形优势，巧妙设伏，让敌人吃尽苦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世友担任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旅长。1939年，他在香城固设下伏击，指挥部队构筑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隐蔽战壕，成功歼灭了大量敌军。 1948年的济南战役成为了许世友和宋时轮深厚友谊的开端。时任攻城总指挥的许世友与负责攻城西集团的宋时轮密切配合，指挥若定。 两位将军在战斗间隙常常把酒言欢。许世友的大口喝酒与宋时轮的海量相得益彰，一壶浊酒诉说着战场上的甘苦。 在济南战役胜利后的庆功宴上，两人更是各自拿着一瓶酒，不用劝酒也不用客套，就这样痛快对饮。他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成为了推心置腹的挚友。 正是这份深厚的友谊，为日后宋时轮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向许世友提出建议打下了基础。两位将军既能在战场上精诚合作，也能在战术问题上坦诚相见。 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许世友被任命为东线总指挥。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我军采用了一种看似有效但实则危险的战术。 这种战术源自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即用坦克运载步兵快速推进。由于我军当时缺乏足够的装甲运兵车，许世友决定沿用这种战术方式。 然而，我军在具体执行时与苏联红军的做法有着重大差异。苏联红军严格限制每辆坦克最多只能搭载12名士兵，而我军为了提高运载效率，往往在一辆坦克上绑载20名甚至更多的战士。 为了防止战士在坦克行进中摔落，指挥部想出了用绳索将战士固定在坦克上的办法。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摔伤的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苏联红军在使用这种战术时，都会在坦克周围布置三个方向的火力掩护。我军在执行这个战术时，却忽视了这个关键的防护措施，使得坦克上的战士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越南的地形与苏联有着天壤之别。苏联境内多为开阔平原，适合坦克机动作战。而越南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狭窄，这种运载方式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天，东线部队就遭遇了一次惨痛的教训。一个步兵营搭乘坦克前进时，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遭到越军伏击。 当时的情况异常危急，狭窄的地形限制了坦克的机动能力。越军的轻重机枪封锁了整个路段，被绑在坦克上的战士们在遭到猛烈射击时，根本来不及解开固定的绳索。 这次伏击造成了近百名战士的伤亡。这些本可以避免的损失，暴露出这种战术在越南战场上的致命缺陷。战士们被固定在坦克上，失去了基本的战场机动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在实际作战中，这种战术还存在其他问题。当坦克遭遇地雷或反坦克武器攻击时，绑在坦克上的战士们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坦克本应该是步兵的掩护力量，却因为这种战术变成了束缚战士的枷锁。 这种战术的弊端不仅体现在战场机动性上，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当坦克遭遇攻击需要快速反应时，车上的战士们却被绳索所限，无法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 专家组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东线战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他们不仅观察作战行动，还与一线指战员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实际作战中遇到的困难。 宋时轮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很快发现了坦克运载步兵战术中的致命问题。他和专家组成员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地形特点、敌情特征、部队实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研判。 宋时轮的建议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更推动了我军装备发展的进程。中央军委高度重视专家组的调研报告，决定研制新型步兵战车。
用户13xxx58
敬佩这些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