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位装裱师傅在废纸篓里捡到一张“请假条”。令人意外的是，它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价值2.7亿。 1972年的上海，一个不起眼的废纸篓里，竟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这件文物就是后来震惊书法界的王羲之《上虞帖》。 当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万育仁在清理仓库时，发现了一团皱巴巴的黑黄色纸团。展开后，他看到了一幅破损严重的书法作品，落款赫然写着＂晋王羲之上虞帖＂几个字。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文物工作者，万育仁见过太多冒充王羲之作品的赝品。但这幅书法帖的笔法气韵却让他眼前一亮。 书法帖通篇气息连贯，章法布局流畅自然，比起一般的临摹作品要高出许多个档次。尽管如此，当时的博物馆专家仍然将其认定为三年前收录的赝品。 万育仁将这幅被认定为赝品的书法帖带回了家，闲暇时就拿出来临摹学习。这个决定让他在后来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了惊人的发现。 那天，和煦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书法帖上，万育仁突然注意到卷端有一行金色的题字。在阳光的照射下，他清晰地看到了宋徽宗亲笔题写的＂晋王羲之＇上虞帖＇＂字样。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行金字的下方，还发现了＂政和＂、＂宣和＂等印记，以及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这些印记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这幅书法帖曾经历过宋徽宗的＂宣和装＂。 所谓＂宣和装＂，是指北宋宋徽宗时期对皇家珍藏书画的特殊装裱方式。当时，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更是一位极其严谨的艺术鉴赏家。 宋徽宗对待艺术品有着极其严格的标准，他会亲自为珍贵的书画作品题写标签并钤印。这种装裱方式成为了鉴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1975年，上海博物馆迎来了新任馆长沈之瑜。这位在文物界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对万育仁发现的《上虞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沈之瑜深知，一件文物的真伪鉴定需要多方面的专业意见。为此，他立即邀请了当时最权威的书法鉴定专家谢稚柳进行鉴定。 谢稚柳在看到《上虞帖》的第一眼就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这幅作品即便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一定是唐代最顶级的摹本。 在书法帖上，专家们发现了几处令人困惑的黑斑。这些黑斑看似寻常，却恰好遮盖了可能存在印记的位置。 为了揭开黑斑下的秘密，专家们决定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当时上海博物馆刚刚引进了一台先进的软X光机，这项技术可以透视文物表面，探测深层的信息。 通过软X光检测，《上虞帖》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那些黑斑的下方，清晰地显现出南唐内府的两枚珍贵印章：＂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 这个发现不仅证实了《上虞帖》的年代，也印证了它曾经的显赫身世。但此时的《上虞帖》状况堪忧，多达18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严重影响了它的完整性。 修复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需要极其专业的技术。上海博物馆请来了古画裱画大师严桂荣，希望能够让这件艺术瑰宝重现光彩。 面对传统修复方法可能留下痕迹的风险，严桂荣选择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他决定采用古老的＂火烧法＂进行修复。 ＂火烧法＂是一种非常考验技艺的修复方式，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在严桂荣精湛的技艺下，《上虞帖》终于完成了修复。 《上虞帖》的内容其实是一封古代的请假信。这封信写于公元356年，比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还要晚三年。 信中王羲之向友人解释因为晚上腹痛无法赴约的原因。短短58个字的内容，却成为了研究王羲之晚年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这件作品展现了王羲之草书艺术的最高水平。字里行间流露出随意洒脱的风格，却又暗含严谨的结构变化。 《上虞帖》虽然是一封简单的请假信，但它的收藏历史却极为显赫。从南唐到北宋，它曾被两位精通书法的皇帝收藏。 李煜是南唐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著名的词人。他在位时期就收藏了这幅《上虞帖》，并在上面钤上了南唐内府的印章。 到了北宋时期，对艺术有着极高造诣的宋徽宗将其收入宫廷。宋徽宗不仅为它题写标签，还加盖了珍贵的宣和印玺。 《上虞帖》在明代时期曾进入晋王府收藏。后来又被著名收藏家韩逢禧收藏，展现了它在民间收藏界的重要地位。 这幅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明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詹景风的高度认可。他在《东图玄览》中称赞它是＂唐摹之绝精者＂。 到了清朝末年，《上虞帖》流传到了收藏家程定夷手中。1969年，它最终被移交给上海博物馆收藏。 《上虞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重要见证，更在于它完整保留了历代收藏印记。这些印记串联起了中国书法艺术收藏史上的重要环节。 从王羲之的＂请假条＂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上虞帖》的经历体现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它的发现过程证明，每一件文物都可能蕴含无价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