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为证明身份只身来到北京，门卫却不让老人进门，谁知老人却突然撞向首长专车，事后老首长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敬了一个军礼。 在江西吉安这片红色土地上，1916年出生的肖成佳从小就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的父母虽然日夜劳作，但全家仅能勉强糊口，为了让孩子能读书识字，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私塾。 读了两年私塾的肖成佳已经远超同龄人，但家境贫寒的他依然无法继续求学。当时的私塾先生经常给他讲述外面的世界，让这个贫寒少年的心中种下了改变命运的种子。 1928年，朱毛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肖成佳的人生轨迹。这一年他才12岁，便成为了革命队伍中最小的一批战士，加入了儿童团。 儿童团的日子虽然艰苦，但肖成佳却干得格外出色。作为儿童团员，他主要负责站岗放哨和协调扩红，战时则负责运送伤员和军粮。 由于他识文断字且勤恳工作，三年后便被调入红5军团担任宣传干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宣传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肖成佳带着歌声和革命理想穿梭在各个连队之间，用歌声和话剧鼓舞士气。他的表现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很快就被调到了赫赫有名的红9军团，担任宣传队长。 在红9军团，肖成佳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领导黄火青。作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亲自教会了肖成佳《杜娘歌》，这首苏联歌曲后来成为他们革命情谊的见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9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位于红1军团之后，负责军委纵队的左翼安全。 在二渡赤水之战中，肖成佳从一个宣传队长转变为战斗英雄。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命令下，他带领一个加强排出色完成了阻击敌军的任务。 在古浪城一战后，瘦弱的肖成佳被马家军俘虏。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马家军将他＂遣送原籍＂，转而关押在江西泰和县地主武装的监狱中。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肖成佳的母亲砸锅卖铁凑了三十块钱将他赎出。这笔钱对于一个贫苦农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但为了救出儿子，家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重获自由后的肖成佳发现，江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在红军主力撤离后，对留守人员进行了残酷的清剿，许多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在这种形势下，肖成佳不得不暂时放下寻找红军的念头。他回到家乡，重新拿起农具，开始了平凡的农耕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青年到中年，从壮年到老年。肖成佳像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在土地上耕种，为糊口而劳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泰和县。这个消息让肖成佳异常振奋，他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胜利。 然而，当他想要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在战乱中丢失了所有证件，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证明他的红军经历。 肖成佳多次找到当地的民政部门，讲述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他说起和朱德总司令并肩作战的往事，讲述在红9军团时的点点滴滴，但这些口述史料无法成为身份认定的依据。 基层民政工作人员虽然都相信老人的话，但没有实际证据，他们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一天，肖成佳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黄火青。播音员介绍说，这位当年的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现在已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个消息给了肖成佳新的希望。他开始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路费，准备北上寻找这位老首长。 就在警卫班长再三劝说肖成佳离开的时候，一辆专车从院内开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肖成佳毅然冲到了汽车前方。 驾驶员紧急刹车，车内正在思考工作的黄火青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动。车窗外，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农正不停地说着自己是肖成佳，是红9军团宣传队的战士。 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下，黄火青带着这位自称是老战友的农民进了办公室。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肖成佳开始唱起了《杜娘歌》。 这首只有红9军团政治部才熟悉的歌曲，瞬间唤醒了黄火青尘封已久的记忆。那个曾经年轻的宣传队长，如今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相认的场面极为动人，两位老战友紧紧相拥。时光荏苒，四十多年的岁月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在交谈中，黄火青得知了肖成佳这些年的经历。从西路军的溃散，到回乡务农，再到千里寻访旧部，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一位老红军的坚守与执着。 黄火青立即着手为肖成佳办理相关证明材料。这些文字记录，将成为肖成佳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 为了表达对这位老战友的关心，黄火青特意邀请肖成佳在家中住了几天。这几天里，两人回忆起了那段峥嵘岁月，追思已经牺牲的战友。 临别时，黄火青给了肖成佳两百斤粮票和五十元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馈赠体现了一位老首长对战友的深切关怀。 从此以后，肖成佳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待遇和尊重。这位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红军，用自己的坚持证明了信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