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袁竹林，1922年生于湖北武汉，由于家里穷，所以父母就把年幼的她送给别人，做了童养媳，那时的袁竹林还只是个天真的女孩儿。 可随着战争的爆发，她的人生却陷入了最黑暗的深渊。 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姑娘很难生存，能够当童养媳，有吃有喝的长大，已经算是幸运。 15岁时，袁竹林便和丈夫汪国栋按照约定成婚，对她来说，这段时光虽不算幸福，却也平静安宁。 汪国栋是个普通人，不能为她提供富裕的生活，但两人相互依赖，日子也过得温暖。 袁竹林认为自己可能就这样平凡地过完一生，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到来。 1938年，随着日军的侵入，各地都开始动荡，无数百姓投身抗战事业，汪国栋也是其中一员，在一次前往大后方送物资的出行中，再也没有回来。 丈夫的失踪让袁竹林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也让她彻底体会到了战争带给无辜家庭的毁灭性打击。 此后，袁竹林不得不依靠自己去维持生计，更让她痛苦的是，虽然丈夫已经不在，但身为寡妇，她依旧需要听从婆婆的话。 不久后，婆婆逼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再婚后，她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17岁便生下一个女儿，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为了养家糊口，袁竹林不得不外出找工作，可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找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直到那天，袁竹林遇到了一个自称可以为她提供工作的女人——张秀英。 张秀英告诉她，湖北其他地方有旅社正在招收清洁工，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不错。 怀着一线希望，袁竹林决定跟张秀英离开家乡，前往所谓的工作地点，她并没有想到，这一决定将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夜晚，当船停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袁竹林意识到事情不对劲，随着她们被一群凶恶的日军士兵带走，所有的恐惧与疑虑化为现实。 她们被带到了一个寺庙，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旅社，而是日军用来满足其欲望的“慰安所”。 此时，袁竹林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张秀英出卖，成了日军暴行的受害者。 进入寺庙后，日军士兵对这些无辜的女子进行残酷的审查，强迫她们脱衣检查身体。 如果有任何反抗，便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毒打，尽管袁竹林绝望、恐惧，但她依然无法逃脱。 她被迫接受了这些无法忍受的屈辱，每天都要忍受日军的折磨和侵犯，在这个“慰安所”里，她们的自由和尊严被彻底剥夺。 日复一日，袁竹林生活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中，她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的摧残，还有日军对她们进行精神上的压迫。 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袁竹林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每次她都会想到自己在远方的女儿，心中便充满了不舍。 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她，袁竹林怀孕了，为了逼迫她流产，日军采取了极端的暴力手段。 她被强行灌药，为了加速她的流产，日军还让一名体重超过200斤的胖子站在她的腹部，用重物压迫她的肚子。 这样的痛苦和出血几乎让她失去知觉，侥幸活下来的她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害，最终无法再怀孕。 她所遭受的暴行，不仅让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也使她身心俱疲，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未能完全愈合。 这一段噩梦般的经历，深深刻印在了袁竹林的记忆中，成为了她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 她被逼迫接受的暴行，带给她的不仅是无法愈合的伤痛，还有对日军残酷行为的深深仇恨。 她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战争中成千上万妇女所遭遇的悲惨命运的代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袁竹林终于回到了家乡，然而，当她回到家中时，发现父亲和女儿早已因饥饿而死去。 曾经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下荒凉与绝望，袁竹林彻底失去了所有亲人，悲痛万分。 战争带走了她的家人，也摧毁了她的生活，虽然战争已结束，但她的身心依旧未能恢复，过往的痛苦回忆不断缠绕在她的脑海中。 尽管遭遇过无数的打击，袁竹林依然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 2000年，袁竹林参加了“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公开控诉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 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的宣泄，也是对所有慰安妇的控诉，袁竹林通过自己的声音，试图为无数受害者争取公道。 她的控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让更多人认识到慰安妇所遭受的极端暴行。 2005年8月5日，她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发表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仍未能得到应有的回应。 2006年，袁竹林去世，尽管她为争取正义而不懈努力，却始终未能亲眼看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承认。 袁竹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也代表了数以万计在战争中受害的女性。 尽管她没有获得日军的道歉，但她的控诉和坚韧为后人敲响了警钟。她的命运提醒我们，不论是战争还是历史的阴影，都需要我们铭记和反思，绝不遗忘那些曾经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