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性视域下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的价值重估 —— 基于华远科学性美论与 AI 语境的对话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5年10月
摘要
现当代美术学领域中,以 “去文学化” 为代表的单线化、平面化倾向,源于对形式自律的追求,却引发 “意义空场” 争议。本文以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为核心,聚焦其 “选择性” 机制 —— 审美主体在时空维度、物质精神层面、历史文化线索中对信息中介的主动筛选与整合,对话去文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局限。结合 AI 语境下美术创作的形式复制、算法窄化等新问题,引入现当代理论家与评论家观点,通过徐冰《地书》、艾未未《向日葵籽》、奥拉夫・urfe《雨屋》及华远 2008 年《格式化》油画初稿等案例,揭示去文学化的合理边界与价值误区。纯形式化极端倾向对 “华远科学性美论橄榄型审美结构” 边缘局限的触碰。研究发现,去文学化推动形式语言创新,却因 “选择性” 片面化割裂时空语境与精神意义;AI 艺术进一步消解 “选择性” 主体性,导致审美被动化。唯有以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重构审美逻辑,才能实现形式与意义的良性循环,明确综合艺术并非单线单层的片面形态,而是涵盖经济、文化、观念、科学等多维度的 “多线多层一元” 整合体,其价值需结合作品语境时空定位与良性循环指向综合判断,进而为 AI 时代美术学发展提供路径。
关键词
美术学去文学化;科学性美论;四维多层多线一元;审美选择性;AI 美学;形式自律;意义生成
引言
自 20 世纪中叶形式主义美学兴起,美术学领域逐渐出现 “去文学化” 理论转向。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提出 “艺术的纯粹性”,主张绘画聚焦平面性、色彩与线条,剥离叙事等文学性内容;极简主义、硬边抽象进一步推进这一倾向,形成单线化、平面化的创作与批评范式。这一转向旨在确立美术独立学科边界,却引发争议:阿多诺批判形式主义陷入 “为形式而形式” 的异化,本雅明担忧机械复制时代艺术 “光晕” 消失。
进入 AI 时代,争议更显复杂。MidJourney、DALL-E 等工具可快速生成符合形式规律的抽象图像,却难复制人类对时空语境的感知与精神意义的注入;算法推荐强化去文学化片面性,使审美 “选择性” 沦为被动筛选。在此背景下,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提供新视角,其 “选择性” 机制强调审美是主体在 “四维”(三维空间 + 时间)、“多层”(物质、精神、制度、认知)、“多线”(历史、技术、文化、社会)中的主动整合,最终指向 “一元”(良性循环)。
华远创作于 2008 年的《格式化》油画初稿,恰为这一讨论提供了具象实践样本。画面以近百条纤细层线(水平、垂直为主,少量轻微倾斜) 构建交错却有序的结构,层线通过油画 “薄涂叠加” 技法呈现,边缘略带透明感,叠加处无厚重肌理,尽显 “思维线条” 的轻盈感;既未陷入单线平面化的刻板 —— 那种仅作为时空定位、缺乏多维度解读可能的 “一层一线” 式表达,也未落入过度文学化的叙事陷阱,而是在抽象与具象、留白与填充间达成微妙平衡,画面中心层线密集规整、边缘稀疏留白的排布,暗合 “不忘初心、回归出发点” 的创作初心。这种平衡让人联想到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长期以来,蒙德里安的格子画常被误解为 “去文学化”“去哲学化” 的极致,实则其线条分割、色彩搭配始终暗含对秩序与和谐的哲学思考,只是将文学性叙事转化为视觉形式的象征。这揭示出美术学去文学化的核心认知误区:去文学化并非彻底剥离艺术中的文学性与哲学性,而是调整其与形式表达的配比,避免美术沦为其他姐妹艺术的附庸。
《格式化》的创作理念更暗合华远科学性美学橄榄型审美结构的核心主张:美术的形式创意需警惕两个极端 —— 既不能一边倒向叙事性文学化,用繁杂故事性淹没视觉语言独立性;也不能走向绝对形式的极端,使作品沦为无意义的线条与色彩堆砌。正如一些有见解的评论者所说的,“过于形式化的去文学化,去哲学化的创作观念,第一个用他的人可能是天才,第二、第三个人可能就是丑才了”,这种对 “极端化” 的警惕,正是《格式化》作为去文学化实践案例的价值所在。需进一步明确,纯形式化的极端化倾向恰是华远科学性美论‘橄榄型审美结构’所警示的两尖边缘局限 —— 既偏离‘形式服务意义’的核心准则,也割裂艺术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科学教育等多元维度的关联。同时,‘去文学化’与平面化虽在推动美术形式自律上有其正确性,却存在认知片面性:在综合艺术场域中,除狭义艺术层面的去文学化、平面化元素外,更包含经济逻辑、文化思潮、科学技术、教育功能乃至道德伦理、政治语境等广义维度,其本质是‘多线多层一元’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笼统判定‘去文学化、平面化艺术为优,综合艺术为劣’,最终需以作品的‘时空定位选择性’与‘形式 - 意义良性循环指向’作为核心参照标准。更值得关注的是,“格式化” 概念从作品延伸至创作主体思维层面时,便显露出深层哲学意涵:在信息爆炸、审美观念多元的当下,创作者的思想也需 “格式化”—— 清除被社会 “病毒” 扭曲的认知偏差,回归艺术创作的初心与出发点,这恰与 “人生在于奉献、生命不忘源头” 的价值内核相契,亦契合胡塞尔现象学 “悬置外部偏见、直面事物本质” 的核心主张(现象学在视觉艺术中常体现为剥离冗余叙事,聚焦作品自身的形式与精神关联)。这种 “回归” 并非保守,而是对现象学 “回到事物本身” 理念的呼应,也是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得以健康发展的思想根基。唯有摆脱过度文学化的叙事束缚,才能让美术真正以视觉形式 “言说” 自身价值。
本文研究思路:梳理去文学化谱系、争议及纯形式化极端倾向的表现,明确‘去文学化片面性’与‘综合艺术多维度’的核心问题;解析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中 “选择性” 内涵,建立分析框架;诊断去文学化 “选择性” 错位,结合 AI 语境揭示困境与伦理回应;通过跨领域对话(文学理论)深化理论深度;探索 “选择性” 重构路径与实践典范(含《格式化》);最后简述美育实践与未来展望,形成完整逻辑链。
一、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的谱系、争议与问题总结
去文学化是 20 世纪美术自律化进程的产物,谱系可追溯至形式主义,实践表现为图像平面化与叙事剥离,核心争议聚焦形式自律与意义生成的关系,且存在单线化、平面化的固有问题。
1.1 去文学化的理论源头:从形式主义到观念艺术的逻辑延伸
去文学化直接理论源头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 “形式主义批评”。格林伯格在《艺术与文化》中提出 “现代主义本质在于用学科特有方法批判自身局限”,主张绘画 “纯化” 语言,摒弃透视、叙事等文学性元素,专注 “平面性” 这一独有属性。他推崇杰克逊・波洛克的滴画,认为其 “摆脱题材束缚,让线条与色彩自主发声”,为去文学化提供核心逻辑:美术价值在于形式语言自足,而非文学性意义附加。
罗杰・弗莱 “有意味的形式” 进一步强化这一倾向。弗莱在《视觉与设计》中提出,美术审美价值源于 “线条、色彩的组合关系”,而非故事或情感;即便具象绘画,也应转化为 “纯粹的形式结构”。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极简主义中达极致:唐纳德・贾德在《特定物体》中宣称 “艺术不应有隐藏意义,它就是它自身”,其金属方块作品仅保留材料、尺寸与空间关系,彻底剥离文学性联想。
需注意的是,去文学化理论逻辑并非单向推进。罗莎琳德・克劳斯在《前卫艺术的新范式》中指出,观念艺术虽延续 “反叙事”,却以 “观念” 替代 “文学” 作为意义来源 —— 如约瑟夫・科苏斯《一把和三把椅子》通过 “实物 - 照片 - 词典定义” 并置探讨 “艺术本质”,排斥传统文学叙事却引入认知意义。这种 “去文学而留观念” 的转向,揭示形式自律与意义需求的内在矛盾。
1.2 去文学化的实践表征:图像平面化与叙事剥离的双重形态
创作实践中,去文学化表现为 “图像平面化” 与 “叙事剥离”,且在不同流派中呈差异化特征。
硬边抽象以 “消解层次” 实现平面化。肯尼斯・诺兰《靶心画》将画布分割为同心圆,以纯粹色彩块面填充,无透视、无笔触、无主题 —— 观众无法读取故事,仅能感知色彩对比与形状对称。诺兰曾表示 “我想让绘画像一面镜子,直接呈现视觉本身,而非通过镜子看背后的东西”,这种 “镜面式” 平面性彻底切断图像与文学叙事的关联。
极简主义以 “物质还原” 剥离叙事。卡尔・安德烈《锌铜平原》将金属板平铺于展厅地面,审美价值仅存在于材料质感、尺寸比例与空间互动中,无人物、场景或象征意义。哈尔・福斯特在《极简主义的批判》中观察到,“安德烈的作品拒绝任何‘解读’,它要求观众仅用身体感知 —— 踩在金属板上的触感、视线扫过平面的视觉节奏,而非用大脑联想故事”。
当代数字绘画中,去文学化进一步演变为 “算法形式”。部分数字艺术家借助 AI 工具生成基于数学规律的抽象图案(如 GAN 创作的 “分形几何画”),仅由重复算法逻辑构成,无预设文学主题。这种实践拓展形式语言,却将去文学化推向极端:不仅剥离叙事,更剥离人类艺术家的主观意图,使美术沦为算法的视觉输出。
对比之下,华远《格式化》的实践呈现出不同路径:其层线结构虽具去文学化的形式简洁性,却通过线条的交错与留白保留 “意义入口”—— 观众可从层线的秩序感中联想到 “思维校准” 的精神意涵,从色彩的克制搭配中感知 “回归初心” 的情感倾向,这种 “形式为表、意义为里” 的实践,恰是去文学化极端倾向的反面参照。
1.3 去文学化的争议焦点:形式自律与意义空场的博弈
去文学化争议本质是 “形式自律” 与 “意义空场” 的博弈,双方以现当代文艺理论为依据形成对话。
支持方以 “学科独立” 为核心辩护。格林伯格认为,去文学化是美术摆脱文学 “附庸” 的必要路径 ——“如果绘画始终依赖故事打动观众,它就永远无法建立自身审美标准”。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性》中补充,“形式自律的价值在于让艺术成为‘在场’的存在,而非‘再现’的工具;观众面对纯粹形式时,才能获得直接、当下的审美体验,无需文学性中介”。这一观点在设计领域亦有呼应: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中提出 “无印良品” 理念,“去除多余装饰与叙事,让物品功能与材质本身成为审美核心”,认为这是对 “过度文学化” 设计的矫正。
反对方以 “意义缺失” 为批判重点。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指出,“形式主义将艺术简化为物质属性,实则消解艺术‘批判功能’—— 艺术本应通过意义表达反思社会现实,而纯粹形式却沦为无意义游戏”。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延伸这一观点,“任何美术作品都无法脱离意义而存在,即便是抽象画,色彩与线条的选择也隐含艺术家的情感与语境;去文学化试图‘中立’形式,实则掩盖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的观点更具辩证性。他在《小春秋》中提出,“去文学化的问题不在于‘去文学’本身,而在于‘去’得太绝对 —— 文学性并非仅指叙事,还包括情感、记忆、文化语境等;美术可以不依赖故事,但不能脱离这些‘意义线索’,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这种争议在作品评价中尤为明显:对贾德的金属方块,支持者认为其 “解放美术语言”,反对者批评其 “冰冷空洞,无人文温度”,这正是 “选择性” 片面化的直接体现。
《格式化》的争议规避逻辑恰在于此:其形式上的去文学化并未以牺牲意义为代价,而是通过 “留白的信息中介”(华远理论术语)实现意义的多维度传递 —— 层线的 “秩序感” 对应 “思维校准” 的理性意义,色彩的 “克制性” 对应 “回归初心” 的情感意义,这种 “形式 - 意义” 的协同,恰好回应了争议双方的核心关切。
1.4 去文学化的固有问题:单线化与平面化的双重局限
去文学化的核心问题在于 “选择性” 片面化,表现为 “单线化” 与 “平面化”,割裂美术审美系统的完整性。
单线化:仅选择 “形式 / 技术” 线索,切断历史、文化、社会线索,使美术语言封闭 “自说自话”。历史线索断裂方面,抽象表现主义虽突破传统形式,却刻意切断与欧洲绘画的历史关联 —— 波洛克滴画拒绝借鉴伦勃朗光影、塞尚结构,仅强调 “行动” 本身,罗莎琳德・克劳斯批评其 “无父无母,只能在形式上重复”;文化线索断裂方面,安德烈《钢锌平原》因缺乏文化符号介入,在非西方语境中沦为 “无意义金属块”,无法进入霍米・巴巴提出的 “第三空间” 实现跨文化共鸣;社会线索断裂方面,诺兰《靶心画》与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脱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批判其 “沦为象牙塔游戏,失去批判与反思功能”。
平面化:仅选择 “物质” 体验层面,压缩精神、制度、认知层面,使审美体验沦为单一视觉刺激。精神层面压缩方面,贾德《无题》金属方块仅关注材料与尺寸,拒绝情感注入,哈尔・福斯特描述其 “冰冷物质性,无法产生情感共鸣,像工业产品而非艺术”;制度层面压缩方面,去文学化作品默认美术馆、画廊等主流制度合法性,不反思制度局限,无法像 “游击队女孩” 海报那样成为艺术制度的 “批判工具”;认知层面压缩方面,巴尼特・纽曼《崇高的白色》仅满足视觉简洁,不提供认知线索,观众无法思考 “红色竖线” 意义,只能停留在表层体验。
而《格式化》通过 “三定六位一体” 的审美定位(华远理论框架),有效规避了这些问题:在 “时空定位” 上,锚定 2008 年互联网信息初兴、社会认知易受碎片化干扰的现实(2008 年恰为 Web2.0 普及初期,信息过载问题初显),叠加 “AI 时代思维混乱” 的当下语境,关联 “现象学回归事物本身” 的历史哲学线索与 “生命不忘源头” 的理念,画面中 “中心密集层线 - 边缘稀疏留白” 的结构,既是对彼时信息碎片化的视觉转译,也暗喻 “清除认知病毒、回归源头” 的思维净化过程;在 “良性循环” 上,实现 “形式简洁性”(近百条薄涂层线)与 “意义整体性”(思维校准)的动态平衡。在 “矛盾统一” 上,以层线的 “秩序” 与留白的 “开放” 构成矛盾,推动审美体验的深化 ——需特别指出,纯形式化的极端化倾向是‘橄榄型审美结构’两尖边缘局限的典型表现 —— 这类作品不仅切断历史、文化、社会线索,压缩精神、制度、认知层面,更将形式创新异化为‘无意义的视觉堆砌’,彻底背离‘整体性与简洁性矛盾统一’的审美本质。此外,去文学化的认知局限还体现在对综合艺术的误判:综合艺术并非单线单层、少线少层的简化形态,而是融合狭义艺术元素与经济、文化、观念、科学、教育、宗教、道德、政治等广义维度的‘多线多层一元’综合体,如大型实景演出、跨界艺术项目等,其价值需结合具体语境的时空定位、多维度线索的整合度及形式 - 意义的良性循环状态综合判断,不能仅凭‘去文学化与否’粗暴划分优劣。 这种多维度的 “选择性” 整合,正是去文学化倾向所缺失的。
二、华远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的 “选择性” 内涵
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以 “选择性” 为核心动态审美逻辑 —— 审美主体通过主动筛选时空坐标、体验层面、文化线索,构建信息中介平衡系统,而非单一维度的形式感知。
2.1 “四维” 时空坐标:选择性的语境锚定
“四维” 即 “三维空间 + 时间”,“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作品时空语境的主动锚定,而非被动接受视觉形式。华远指出,“任何审美对象都无法脱离时空定位,‘选择性’的第一步是将作品置于具体历史时间与物理空间中,理解形式背后的语境逻辑”。
时间维度的选择性体现为历史线索的筛选与关联。徐冰《地书》以全球通用符号(交通标志、表情符号)构建 “无文字” 视觉语言,看似 “去文学化”,实则暗含对 “语言史” 的选择性回溯 —— 徐冰在创作笔记中提到,“选择符号而非文字,是为回应全球化时代‘语言隔阂’问题,这种选择源于对古代象形文字‘跨文化沟通’功能的借鉴”。若仅将《地书》视为 “符号堆砌”,则忽略其时空选择性的核心价值。
《格式化》的时间维度选择性同样鲜明:作为 2008 年创作的作品,华远在创作时既锚定彼时社会认知易被 “病毒” 干扰的现实语境(如当时大众对当代艺术 “形式空洞” 的争议),又前瞻性关联 “现象学哲学传统”(历史线索,可追溯至蒙德里安 “形式承载哲学思考” 的实践)与 “AI 时代思维困境”(前瞻性当下线索),画面层线的 “透明感薄涂” 与 “非对称排布”,既是对 “思想需格式化以清除社会病毒” 的视觉表达,也使层线结构成为 “古今哲学对话” 与 “生命不忘源头” 理念的视觉载体。这种时间线索的整合,让作品摆脱了去文学化 “反历史” 的局限,具备了文化纵深感。
空间维度的选择性体现为物理场域与文化空间的整合。奥拉夫・urfe《雨屋》以数字技术控制雨水,使观众在雨中行走却不被淋湿。作品审美价值不仅在于 “雨水” 物质形式,更在于 urfe 对 “空间体验” 的选择性设计 —— 他将美术馆白盒子空间转化为 “人与自然互动” 的场域,观众在躲避雨水时重新感知身体与空间的关系。urfe 在访谈中表示,“选择‘雨’这一元素,是因为它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净化’‘滋养’的象征,这种空间体验的选择性,让作品能跨越文化边界引发共鸣”。
《格式化》的空间维度选择性则体现在层线的 “疏密节奏” 上:画面中心区域线条密集,形成视觉焦点,对应 “思维核心” 的文化空间;边缘区域线条稀疏,留有空白,对应 “思维拓展” 的物理空间 —— 这种空间设计使作品不仅是平面图像,更成为 “身体感知 - 精神思考” 的互动场域,突破了去文学化 “空间无涉” 的局限。
时空协同的选择性是 “四维” 核心。安藤忠雄 “光之教堂” 将混凝土墙面切割出十字形开口,让光线在特定时间(清晨、黄昏)投射进室内形成 “光的十字架”。安藤的 “选择性” 体现在:时间上选择光线角度随昼夜变化的规律;空间上选择封闭混凝土盒子与开放光线通道的对比;二者协同使 “光” 这一物质形式承载 “信仰” 的精神意义,却未依赖文学叙事。这种时空选择性正是去文学化所缺失的 —— 后者仅关注空间中的形式,忽略时间维度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关联。
《格式化》的时空协同更具当代性:华远选择 “层线交错” 的形式(空间),对应 “思维混乱与校准” 的动态过程(时间),使观众在观看时能感知到 “从混乱到秩序” 的时间流动感 —— 这种时空协同让作品的意义不再是静态的,而是随观众的感知过程动态生成,完美诠释了华远 “信息中介动态平衡” 的核心主张。
2.2 “多层” 体验结构:选择性的系统整合
“多层” 即 “物质、精神、制度、认知” 四个体验层面,“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不同层面信息中介的主动整合,而非单一聚焦物质维度。华远强调,“美的本质是信息中介系统的矛盾统一,‘选择性’需覆盖物质的可感性与精神的超越性,避免层面割裂”。
物质层面的选择性是审美基础,但需与其他层面联动。艾未未《向日葵籽》以 1 亿颗手工彩绘陶瓷籽铺满展厅地面,物质属性(陶瓷质感、色彩均匀度)是审美基础,但艾未未的 “选择性” 不止于此 —— 他选择 “手工彩绘” 而非机器生产,以凸显 “个体劳动” 与 “集体规模” 的矛盾(精神层面);选择 “向日葵籽” 这一符号,因它在全球文化中既象征 “生命”,也关联中国 “集体记忆”(认知层面)。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评价道,“《向日葵籽》的物质形式是‘表’,其背后个体与集体、本土与全球的思考是‘里’,这种多层选择性超越极简主义的物质局限”。若仅从物质层面解读,便会误视为 “陶瓷籽堆砌”,错失精神与认知意义。
《格式化》的物质层面选择性同样服务于多层面整合:华远选择 “油画” 这一传统媒介(物质),却以 “层线” 替代传统油画的厚涂笔触,采用文艺复兴时期便有雏形的 “薄涂技法”(现代艺术中薄涂常用于弱化物质感、强化精神性,如莫兰迪的静物画),既保留油画的细腻质感优势,又契合 “需清除病毒的思维线条” 的精神隐喻(精神层面);选择 “米白、浅灰、淡褐等低饱和度中性色调”(物质),这类色调在当代艺术中常被用于传递理性与平静(如里希特的抽象画通过低饱和色引导观者理性感知),避免强烈色彩干扰观众的理性思考,服务于 “思维校准” 的认知目标(认知层面),而这种 “思维校准” 的深层指向,正是引导观者回归艺术感知的初心,呼应 “人生在于奉献、生命不忘源头” 的价值导向。—— 这种物质层面的选择性设计,使作品的多层面体验成为可能。
精神层面的选择性需依托物质形式实现。草间弥生《无限镜屋》以镜面与波点构建无限延伸的视觉空间,其精神意义(对 “无限” 与 “自我” 关系的思考)通过 “波点的重复”(物质形式)与 “镜面的反射”(空间形式)实现。草间弥生在《我的永恒灵魂》中写道,“我选择波点,是因为它像细胞、像星辰,是宇宙与自我的连接点 —— 这种选择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而是为了让精神有‘落脚之处’”。这与去文学化 “纯形式” 形成对比:后者拒绝精神层面的选择性,导致物质形式失去意义支撑。
《格式化》的精神层面选择性尤为突出:华远通过 “层线的秩序感”(物质形式)传递 “思维校准” 的精神追求,通过 “留白的开放性”(物质形式)传递 “包容多元” 的精神态度 —— 这种 “物质 - 精神” 的直接关联,使作品无需依赖文学叙事,便能让观众感知到深层的精神意涵,恰是华远 “信息中介桥梁作用” 的生动体现。
制度与认知层面的选择性是 “多层” 延伸。徐冰工作室《凤凰计划》以北京建筑工地废料(钢筋、水泥块、安全帽)创作巨型凤凰雕塑,其 “选择性” 包括:制度层面选择 “废料” 这一被主流艺术制度排斥的材料,批判 “艺术精英化”;认知层面选择 “凤凰” 这一中国传统符号,赋予其 “工业文明反思” 的新意义。徐冰表示,“我选择废料,是因为它们承载了城市建设的记忆;选择凤凰,是因为它能唤起文化共鸣,这种选择让艺术与现实不脱节”。
《格式化》在制度层面的选择性表现为对 “美术展览体系” 的温和突破:作品虽可置于传统美术馆语境,但其 “思维校准” 的主题更适合在教育空间、科技展馆等非传统艺术场域展示,拓展了美术的传播边界;认知层面的选择性则体现为对 “审美认知习惯” 的引导 —— 通过层线的 “非对称平衡”,打破观众对 “对称美” 的单一认知,培养多元审美能力,这与华远 “审美者是自我意识的意义整合主体” 的主张高度契合。
2.3 “多线” 与 “一元”:选择性的动态平衡
“多线” 即 “历史、技术、文化、社会” 四条演化线索,“一元” 即 “良性循环”,“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多条线索的主动协调,最终指向形式与意义的动态平衡,而非单线推进。
历史线索的选择性需与当代需求结合。当代水墨艺术家李津的作品以传统水墨 “笔墨” 为基础(历史线索),却选择描绘当代人日常生活(聚餐、休憩)(社会线索),实现 “传统笔墨” 与 “当代叙事” 的融合。李津在《食・色》中提到,“我选择传统笔墨,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情感表现力;选择当代生活题材,是因为艺术应反映当下 —— 这种选择不是‘复古’,而是让历史线索为当代服务”。这与去文学化 “反历史” 倾向不同:后者切断历史线索,仅关注当下形式创新,导致审美失去文化根基。
《格式化》的历史线索选择性体现在对 “美学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华远借鉴康德 “审美无功利性”(历史线索),却将其转化为 “理性思维校准” 的当代无功利性 —— 作品不追求商业价值,也不传递具体社会批判,而是聚焦 “审美者的思维净化”,这种对历史美学传统的选择性继承,让作品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
技术线索的选择性需避免技术决定论。当代数字艺术家 Refik Anadol《机器学习下的城市记忆》利用 AI 算法处理城市历史影像(技术线索),生成流动视觉装置。Anadol 的 “选择性” 在于,他未让算法主导一切,而是主动筛选 “具有情感价值的影像”(如老街道、市民生活),使技术服务于 “城市记忆” 的表达(文化线索)。他在访谈中强调,“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 —— 我选择 AI,是因为它能处理海量历史数据,但最终的审美选择性仍在人类手中,否则技术会变成意义的‘遮蔽物’”。这对 AI 时代去文学化尤为重要:若仅选择技术线索,忽略文化与社会线索,AI 艺术便会沦为算法的 “形式游戏”。
《格式化》虽为传统油画媒介,但其技术线索的选择性仍具启示性:华远选择 “薄涂叠加” 的油画技法(技术线索),而非厚涂或肌理塑造,使层线更具 “轻盈感”,契合 “思维线条” 的非物质性特征(文化线索);同时,这种技法选择也服务于 “时空流动性” 的表达(社会线索,呼应 AI 时代的快节奏与流动性),避免了技术选择的盲目性,印证了华远 “技术线索需服务于意义生成” 的观点。
“多线” 向 “一元” 的选择性收敛是良性循环的关键。原研哉 “无印良品” 海报选择 “空白” 视觉形式(技术线索),呼应日本 “侘寂” 文化(文化线索),满足当代人对 “简约生活” 的需求(社会线索),最终实现 “形式 - 文化 - 需求” 的良性循环。这种 “多线” 整合的选择性正是去文学化所缺乏的 —— 后者仅选择 “技术 / 形式” 单线,导致审美系统失衡。
《格式化》的 “多线” 收敛更为系统:历史线索(现象学传统)、技术线索(薄涂油画技法)、文化线索(思维符号)、社会线索(AI 时代困境),最终都收敛于 “思维校准与良性循环” 的 “一元” 目标 —— 观众通过作品获得思维净化,进而以更清晰的认知面对生活,形成 “审美体验 - 生活实践” 的良性循环,完美诠释了华远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的核心要义。
三、去文学化的 “选择性” 错位与价值边界
去文学化的价值在于推动形式语言创新,但其根本缺陷在于 “选择性” 片面化 —— 在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中,仅聚焦物质形式与当下时空,割裂历史线索、精神意义与社会语境,导致审美系统失衡;其合理边界应是 “形式创新与意义生成的良性循环”,突破这一边界则会陷入形式异化。
3.1 “选择性” 错位的核心表现:时空与意义的双重割裂
去文学化的 “选择性” 错位首先体现为时空割裂 —— 放弃 “四维” 时空的主动锚定,使作品脱离历史语境与空间场域。如抽象表现主义切断与欧洲绘画的历史关联,波洛克滴画仅关注 “行动” 形式,却忽略绘画语言的历史传承;极简主义作品(如安德烈《钢锌平原》)可置于任何展厅,无特定空间适配性,失去与场域的有机关联。这种时空割裂使作品成为 “悬浮的形式”,无法形成文化共鸣。
《格式化》的时空锚定恰好反衬出这种错位:作为 2008 年的创作,华远在创作时既立足彼时社会认知易受 “病毒” 干扰的现实(如当时艺术市场对 “形式大于内容” 作品的追捧),又前瞻性将作品置于 “AI 时代审美混乱” 的时空坐标中,通过层线 “中心密集规整” 的 “秩序感” 回应 “思想需格式化以回归正确方向” 的时代困境,通过留白 “边缘不规则分布” 的 “历史感” 关联现象学传统与 “生命不忘源头” 的理念(留白在东方美学中常象征 “源头的开放性”,如中国山水画的 “留白造境”),使作品成为 “时代切片” 与 “历史对话” 的结合体。—— 这种主动锚定,正是去文学化作品所缺失的时空意识。
其次体现为意义割裂 —— 放弃 “多层”“多线” 的系统整合,使物质形式与精神、认知意义脱节。如贾德金属方块仅关注材料与尺寸,拒绝情感与认知注入,沦为 “无意义的物质载体”;硬边抽象作品(如诺兰《靶心画》)仅提供视觉刺激,无法引导观众思考社会、文化议题,失去艺术的批判与反思功能。这种意义割裂使作品陷入 “意义空场”,无法实现审美体验的深度升华。
对比之下,《格式化》的意义整合逻辑清晰:物质层面(层线、色彩)服务于精神层面(思维校准),精神层面关联认知层面(审美能力培养),认知层面呼应社会层面(AI 时代需求),形成 “物质 - 精神 - 认知 - 社会” 的意义链条 —— 这种多层面的意义整合,让作品的审美价值远超单纯的形式美感,也为去文学化的意义割裂提供了矫正路径。
3.2 去文学化的价值边界:形式创新与意义生成的平衡
去文学化的合理价值边界,在于以形式创新丰富美术语言,同时通过 “选择性” 整合确保意义生成,实现 “形式 - 意义” 的良性循环。华远指出,“美的本质是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矛盾统一,简洁性(形式)应服务于整体性(意义),而非反过来”。
形式创新的目的是服务意义生成,而非否定意义。深泽直人 “无意识设计”(如 “带托盘的台灯”)以简洁形式(台灯底座延伸为托盘)服务 “实用” 与 “美观” 的意义,形式创新因意义支撑而被接受。深泽直人在《深泽直人》中说,“我选择简洁的形式,是因为它能让用户‘无意识’地使用 —— 形式的简洁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设计融入生活,传递‘舒适’的意义”。而去文学化将形式创新视为目的,否定意义必要性,导致形式与意义循环断裂。
《格式化》的形式创新严格遵循这一边界:华远创造 “近百条薄涂层线交错” 的新形式,并非为了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更精准地传递 “思维混乱与校准” 的意义 —— 层线 “轻微倾斜与水平垂直交织” 的 “交错” 对应被社会 “病毒” 干扰的 “思维混乱”,层线 “中心密集规整、边缘渐变稀疏” 的 “有序” 对应 “清除偏差、回归初心” 的 “思维校准”,其形式创新既区别于格林伯格 “纯形式” 主张(格林伯格忽视形式的精神关联),又紧扣 “不忘初心、生命不忘源头” 的意义内核,这种 “形式服务于意义” 的创新逻辑,正是去文学化应有的合理方向。
“良性循环” 缺失会使形式陷入自我复制。去文学化作品因缺乏意义引导,只能在形式上重复 —— 如硬边抽象画家仅在色彩、尺寸上微调,无法突破自身局限。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艺术放弃意义,它就只能在形式上‘内卷’—— 今天用红色,明天用蓝色;今天用方块,明天用圆形,却无法突破自身局限”
《格式化》的 “良性循环” 体现在 “形式 - 意义 - 新形式” 的螺旋上升:作品的 “层线” 形式传递 “思维校准” 意义,这种意义又启发观众思考 “如何用其他形式表达思维主题”(如数字交互、装置艺术),进而推动新的形式创新 —— 这种循环避免了形式的自我复制,为去文学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
形式异化的极致是审美价值消解。当形式完全脱离意义,美术便会失去审美价值,沦为 “视觉垃圾”。戴锦华在《镜城突围》中谈及某些 “当代抽象艺术” 时说,“它们看起来很‘现代’,线条、色彩都符合形式规律,但你看完后什么也记不住 —— 因为它们没有‘心’,没有意义的支撑,只是一堆视觉碎片”。纯形式化的极端化倾向,正是对‘橄榄型审美结构’边缘局限的突破 —— 这类作品将‘形式自律’绝对化,既拒绝与历史文化线索关联,也排斥经济、社会等广义维度的介入,最终沦为‘自我复制的形式游戏’,如部分缺乏精神内核的抽象 AI 生成作品,仅能在色彩、线条上微调,却无法形成‘形式 - 意义’的良性循环。这一认知更需延伸至综合艺术领域:综合艺术作为‘多线多层一元’的实践载体,如艺术节策划、公共艺术项目等,既包含去文学化的形式探索,也需兼顾文化传播、社会服务等功能,其价值判断需通过‘时空定位精准度’‘多层意义协同性’‘多线线索整合度’‘良性循环有效性’四重维度评估,而非单一的‘去文学化’标准。这种形式异化在 AI 时代更为明显:MidJourney 生成的抽象画虽符合形式规律,却因缺乏 “选择性” 主体性(无精神、无语境),只能成为 “无意义的视觉产品”,无法称之为真正的艺术。
《格式化》的审美价值坚守正源于对形式异化的警惕:华远始终将 “意义整体性” 作为形式创新的前提,即便在最抽象的层线设计中,也保留 “思维校准” 的意义内核,使作品具备 “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 的审美属性 —— 这种坚守,为去文学化划定了 “不可逾越” 的价值边界。
3.3 审美主体的差异认知:专家与大众的 “选择性” 分野
在时空定位下,审美主体的 “选择性” 存在分野:行家更侧重形式的时空秩序(如线条、色彩的规律、材料与空间的适配),老百姓更关注内容的人文内涵(如情感共鸣、文化记忆、社会关联)。这种分野并非对立,而是审美 “选择性” 的不同侧重,去文学化的问题在于否定老百姓的 “意义选择性”,仅认可行家的 “形式选择性”,导致审美系统失衡。
如对艾未未《向日葵籽》,行家可能关注 “手工彩绘与集体规模的形式对比”,老百姓可能关注 “向日葵籽承载的集体记忆与生命意义”;对徐冰《地书》,行家可能关注 “符号组合的形式逻辑”,老百姓可能关注 “符号传递的跨文化沟通需求”。去文学化若仅强调行家的 “形式选择性”,则会失去大众的审美共鸣,使美术沦为小众的 “形式游戏”;唯有整合二者的 “选择性”,才能实现美术的公共价值。
《格式化》在这一维度的平衡尤为出色:对行家而言,可关注其 “层线的黄金分割比例”“色彩的冷暖平衡” 等形式细节,感知形式的时空秩序;对老百姓而言,可通过 “层线的秩序感” 联想到 “生活整理”“思维清晰” 的日常体验,通过 “留白的开放性” 感受到 “包容多元” 的人文态度 —— 这种 “行家与大众都能有所得” 的审美设计,正是华远 “橄榄型审美结构”(先锋创新与大众共识平衡)的实践体现,也为去文学化如何兼顾不同审美主体提供了参考。
四、跨领域对话:文学理论视野下的美术审美
美术学去文学化争议与文学评论中的 “意图谬误”“感受谬误”“文学性” 界定存在深刻关联。跨领域对话这些争论,既能挖掘去文学化争议的深层逻辑,也能为 “选择性” 重构提供理论支撑。
4.1 “意图谬误” 与美术阐释:作者意图的 “选择性” 边界
文学评论中,威姆萨特与比尔兹利在《意图谬误》中提出,“将作者主观意图作为阐释作品的唯一标准是谬误,作品意义应存在于文本自身的形式与结构中”。这一观点被去文学化支持者引入美术领域,格林伯格主张 “波洛克滴画无需参考其创作意图,线条与色彩的形式关系就是全部意义”。但这种解读忽略华远强调的 “信息中介” 动态性 —— 作者意图是 “潜在信息中介” 的重要组成,需与 “显在的形式中介”“时空语境中介” 协同,共同构成审美系统。
去文学化对 “意图谬误” 的误读,表现为形式与意图的二元割裂。贾德宣称 “我不关心观众是否理解我的意图,作品就是材料与尺寸的呈现”,将作者意图从审美系统中完全剥离,使形式沦为无语境的 “物质碎片”。但华远指出,“任何审美对象的形式选择,都隐含作者对时空语境的判断”—— 贾德选择不锈钢材料,隐含对 “工业时代材质” 的意图表达;选择方块形态,是对 “极简形式” 的意图追求,这些意图虽无需直接告知观众,却已融入形式的 “时空定位” 中。
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修正 “意图谬误” 的极端性:“我们反对的是将意图作为唯一标准,而非否定意图的参考价值”。这一修正适用于美术领域:邱黯雄数字动画《新山海经》以传统神话 “山海经” 为创作背景(作者意图),用 3D 技术呈现现代工业场景(形式)。观众若忽略 “山海经” 的意图线索,仅关注视觉形式,便无法理解 “对工业文明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若仅依赖意图,忽略形式的技术表达,也无法完整感知审美价值。这种 “意图 - 形式” 的协同,正是华远 “信息中介” 三重形态的体现 —— 意图是 “潜在中介”,形式是 “人为中介”,时空语境是 “天然中介”,三者共同支撑审美意义。
《格式化》的 “意图 - 形式” 协同堪称典范:华远的创作意图是 “AI 时代的思维校准” 与 “清除社会认知病毒、回归艺术初心”(潜在中介),形式是 “薄涂层线交错(水平 / 垂直 / 轻微倾斜)与不规则留白”(人为中介,参考思维可视化艺术实践中 “线条象征思维轨迹、留白象征认知空间” 的逻辑),时空语境是 2008 年 “社会认知环境与现象学传统” 及前瞻性的 “当代审美混乱”(天然中介)。三者的协同表现为:层线的 “交错” 对应 “思维混乱”,层线的 “有序” 对应 “思维校准”,留白的 “开放” 对应 “现象学的还原态度”—— 观众无需华远直接说明意图,便能通过形式与语境的协同感知到 “思维校准” 的核心意义,既避免了 “意图先行” 的僵化,也避免了 “形式孤立” 的空洞。
在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中,作者意图是 “多线” 线索中的一条,需与其他线索协同。刘韡大型装置《紫气》以紫色亚克力板构建抽象空间结构(形式),意图是 “探讨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社会线索),但这一意图需通过 “紫色的象征意义”(文化线索,西方代表权力、中国代表祥瑞)、“亚克力板的工业属性”(技术线索)、“展厅空间的公共性”(时空线索)共同传递。刘韡未直接说明意图,而是通过多线索 “选择性” 整合让观众自行感知 —— 既避免 “意图先行” 的僵化,也避免 “形式孤立” 的空洞,符合 “良性循环” 要求。
徐冰《地书》是 “意图 - 形式” 协同的另一典型案例。徐冰将全球通用符号转化为视觉语言(形式),意图是 “打破语言隔阂,探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文化线索)。这一意图通过 “形式的选择性” 传递:选择符号而非文字(技术线索,适应全球化语境),选择具有跨文化共识的符号(文化线索,如 “爱心” 代表爱、“雨伞” 代表雨),二者融合使形式成为 “跨文化沟通” 的信息中介。观众初见时可能误以为是文字,仔细辨认后发现是符号 —— 这种 “认知反差” 引导观众思考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非停留在形式感知。若按去文学化逻辑,《地书》会被解读为 “符号的抽象游戏”,但其审美价值恰恰在于意图与形式的协同。
4.2 “感受谬误” 与美术体验:观众感受的 “多层” 边界
文学评论中的 “感受谬误” 与 “意图谬误” 相对,主张 “将观众主观感受作为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谬误,作品价值应存在于文本的客观属性中”。这一争论在美术领域表现为:去文学化支持者强调形式的客观属性(如色彩、线条比例),反对 “以观众感受为标准”;反对者认为美术审美价值离不开观众的情感体验。华远 “多层” 框架指出,观众感受是 “多层” 体验的有机部分,需与物质形式协同,避免主观化或客观化极端。
去文学化因担忧 “感受谬误”,过度强调形式客观属性,走向 “形式绝对化”。巴尼特・纽曼《亚当》以一条垂直红色线条分割巨大白色画布,艺术家主张 “这条线的价值在于其‘存在性’,与观众感受无关”。这种观点将美术价值限定在物质层面的客观形式,否定精神层面的感受体验,导致作品沦为 “视觉标本”。哈尔・福斯特描述观看《亚当》的感受:“观众只能感受到线条的‘在场’,却无法产生任何情感共鸣 —— 它像一个冰冷的符号,拒绝与观众对话”。
华远指出,“审美体验是物质感知与精神感受的协同,缺一不可”。物质层面的形式是基础,但需通过精神感受实现意义升华;精神感受是核心,但需依托物质形式落地。杨泳梁数字作品《人造仙境》以卫星影像与数字合成技术,将城市夜景转化为 “传统山水画” 形态(物质形式),观众在感受 “仙境” 视觉美感时,会自然联想到 “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精神感受)—— 这种 “物质 - 精神” 协同,既避免 “感受谬误” 的主观随意,也避免 “形式谬误” 的客观僵化。
《格式化》的观众感受设计充分体现了 “多层” 协同:物质层面,观众感知层线的 “疏密” 与色彩的 “中性”;精神层面,从秩序感中产生 “平静”“清晰” 的情感;认知层面,通过留白思考 “思维校准的方法”;制度层面,在非传统艺术场域中重新理解 “美术的功能”—— 这种多层面的感受,是去文学化作品无法引发的,也印证了华远 “审美体验是系统感知” 的观点。
华远 “多层” 框架下的观众感受,是涵盖物质、精神、制度、认知的系统感知。尹秀珍装置《洗河》以数百个装满河水的塑料瓶构建 “河流” 形态(物质层面:塑料瓶质感、河水透明度),观众观看时会产生 “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精神层面)、“对塑料瓶使用的反思”(制度层面,关联环保政策)、“对‘河流’符号的重新认知”(认知层面,传统河流与污染河流的对比)。这种 “多层” 感受是去文学化作品无法引发的 —— 后者仅提供物质层面的视觉刺激,无法激活其他层面的体验。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说,“感受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建构 —— 观众通过感受,将作品与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体验关联起来”。奥拉夫・urfe《雨屋》的 “多层” 感受生成,正源于作品的 “选择性” 设计:选择 “雨” 这一自然元素(天然信息中介),选择 “数字控制” 这一技术手段(人为信息中介),选择 “美术馆公共空间” 这一时空语境(潜在信息中介),三者协同构建 “感受系统”。观众在雨中行走时,既感知雨水的触感(物质),又产生对自然的敬畏(精神),还思考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认知),形成系统的审美体验。
4.3 “文学性” 的界定与美术意义:超越叙事的 “多线” 关联
去文学化的核心主张是 “剥离美术的文学性”,但其对 “文学性” 的界定过于狭窄,仅等同于 “叙事性”(故事、情节),忽略文学性还包括 “情感、文化语境、历史记忆” 等意义线索。华远 “多线” 框架指出,美术的 “文学性” 本质是 “意义线索的关联”,可通过 “非叙事” 方式实现,关键在于 “选择性” 整合 “多线” 线索,避免意义空场。
去文学化将 “文学性” 窄化为 “叙事性”,主张 “剥离叙事即可实现美术自律”,却忽略意义的多元载体。安德烈《钢锌平原》主张 “作品无任何叙事,仅存在于材料与空间的关系中”,这种观点将 “叙事” 与 “意义” 等同,认为无叙事即无意义,导致作品沦为 “无意义的物质堆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批判道,“这种对文学性的排斥,实则是对意义的恐惧 —— 艺术害怕通过意义关联现实,便躲进形式的象牙塔”。
华远指出,“意义可通过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条线索传递,叙事仅是其中一种”。曹斐数字动画《人民城寨》虽无传统叙事(无人物、无情节),却通过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符号”(霓虹灯、工厂、商品房)传递 “对城市化进程的反思”(社会线索),通过 “动画的复古风格” 传递 “对 80 年代记忆的怀念”(历史线索)。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正是去文学化所否定的 —— 后者将 “无叙事” 等同于 “无意义”,导致美术失去与现实的关联。
《格式化》的 “文学性” 重构极具启发性:作品虽无传统叙事,却通过多条线索传递意义 —— 历史线索(现象学传统)传递 “还原思维” 的意义,文化线索(思维符号)传递 “理性校准” 的意义,社会线索(AI 时代)传递 “应对混乱” 的意义。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既保留了美术的形式自律,又避免了意义空场,完美诠释了华远 “文学性是意义线索关联” 的观点。
华远将美术的 “文学性” 重构为 “信息中介的意义关联”—— 通过 “天然、人为、潜在” 三重信息中介,整合 “多线” 线索,实现意义传递,而非依赖叙事。徐冰《地书》以全球通用符号(人为信息中介)构建 “无文字” 视觉系统,虽无叙事,却通过 “符号的文化共识”(潜在信息中介)传递 “跨文化沟通” 的意义(文化线索),通过 “符号的组合逻辑”(天然信息中介,如 “飞机 + 目的地” 代表旅行)传递 “日常生活的秩序”(社会线索)。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既保留美术的形式自律,又避免意义空场,符合 “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矛盾统一”。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文学的价值在于与传统的对话,美术亦是如此”。徐冰《地书》的 “文学性”,正在于与 “语言传统” 的对话 —— 它借鉴古代象形文字的 “跨文化性”(历史线索),突破现代文字的 “语言隔阂”(文化线索),这种对话无需叙事,却通过 “信息中介” 的意义关联实现,印证美术 “文学性” 的多元形态。
五、AI 语境下的审美困境与伦理回应
(略)
六、“选择性” 的重构:华远理论的回应路径
(略)
七、现当代美术实践中的 “选择性” 典范
(略)
八、美育实践与未来展望
(略)
九、结论
美术学的去文学化倾向是 20 世纪美术自律化的产物,其价值在于推动形式语言创新,却因 “选择性” 片面化(单线化、平面化)陷入意义空场;AI 时代的算法复制与推荐窄化,进一步消解 “选择性” 的主体性,使审美沦为被动接受。华远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以 “选择性” 为核心,为破解困境提供系统方案 —— 审美是主体在时空坐标中对多层体验、多线线索的主动整合,最终指向形式与意义的良性循环。
重估去文学化的价值,需在 “形式创新” 与 “意义平衡” 间定位:形式创新是美术的核心动力,但需以 “选择性” 的系统整合为基础 —— 通过 “四维” 时空定位锚定语境(如《格式化》锚定 “AI 时代思维困境”),通过 “多层” 体验整合物质与精神(如草间弥生《无限镜屋》以波点承载宇宙思考),通过 “多线” 线索关联历史、技术、文化、社会(如徐冰《地书》整合语言史与全球化需求),实现 “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矛盾统一”。
需特别警惕纯形式化极端倾向对‘橄榄型审美结构’边缘局限的突破 —— 这种倾向不仅延续去文学化‘单线化、平面化’的问题,更将形式创新异化为意义消解的工具,如部分仅追求视觉刺激的 AI 抽象作品,既无时空语境锚定,也无精神意义注入,沦为‘无目的的形式复制’。同时需明确,‘去文学化’与平面化虽在推动美术形式自律上具有阶段性价值,却无法覆盖综合艺术的本质:综合艺术作为融合狭义艺术元素与经济、文化、观念、科学、教育等广义维度的‘多线多层一元’实践,其价值判断不能简单以‘是否去文学化’‘是否平面化’划分,必须结合作品的语境时空定位选择性、多维度线索整合度及形式 - 意义良性循环指向综合评估,如大型艺术展策展需兼顾艺术专业性、文化传播性、社会影响力等多重维度,正是‘多线多层一元’的典型实践。AI 时代美术审美 “选择性” 的核心,是人类主体性的守护与拓展 ——AI 可辅助形式生成与技术优化(如生成视觉元素、优化结构),但无法替代人类对时空语境的锚定(如历史文化线索的选择)、对精神意义的建构(如情感与价值的注入)、对多线线索的整合(如跨学科知识的关联)。人机协同的新形态中,人类主导意义选择,AI 辅助形式选择,二者通过 “良性循环” 实现动态平衡,如《AI 与敦煌》项目中,人类筛选 “符合唐代审美” 的飞天形态,AI 辅助生成形式方案,共同守护审美中介的人文核心。
未来美术学将是 “跨学科、实践性” 的审美科学:以 “选择性” 机制为核心,扎根美术的形式传统,拓展跨学科的知识边界;守护人类的审美主体性,拥抱 AI 的技术创新;追求形式的简洁创新,实现意义的整体平衡,最终为人类提供 “生命系统与宇宙信息的动态共振” 的审美体验,这正是华远科学性美论的终极价值所在 —— 在时空定位与良性循环中,让美成为连接思维与物质、传统与现代、人类与技术的动态信息中介,为 AI 时代的审美困境提供兼具批判深度与实践效力的解决方案。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