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恩来总理特意请溥仪和他的亲人吃了一顿“年夜饭”。
1967年深秋，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住客”——爱新觉罗·溥仪，谁能想到，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最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这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这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曲折与心酸，又有多少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光辉？
1959年12月，凛冬的寒风中，溥仪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他不是以帝王的身份回归，而是一位获得特赦的普通公民，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命运的重启。
紧接着，周总理在除夕前夜特意安排了一场家宴，邀请了溥仪和他的亲属们，这顿饭，不仅仅是简单的聚餐，更像是国家对溥仪释放出的善意和关怀，希望他能真正融入新的生活，周总理甚至还操心起了溥仪的婚姻大事，希望他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开始新的人生。
溥仪的新生活，是从北京植物园开始的，他曾流露出想当医生的愿望，毕竟在宫里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都接触过一些医学知识，但周总理考虑到现实情况，觉得还是从植物园的劳动和学习开始更稳妥。
这既能让他接触社会，又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植物园的工作并不繁重，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周日还能休息，偶尔进城探亲购物，对溥仪来说，这样的安排也算是舒适自在。
周总理的关心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更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上，在除夕宴席上，他特意提到了溥仪的父亲载沣，并对这位清末摄政王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肯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顺应潮流，也肯定了他对清王朝的忠诚，这番话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溥仪内心深处的一种抚慰。
1961年，溥仪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受聘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融入新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他积极参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审核工作，并开始着手撰写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的前半生》，这本书记录了他从皇帝到公民的心路历程，揭露了清宫的秘史，也反思了他自己的人生，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溥仪。
除了撰写回忆录，溥仪也积极参与外事接待工作，他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向世界讲述着新中国的故事，表达着对新生活的感激之情，从一个封闭的帝王，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公民，溥仪的转变令人感慨。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溥仪的关怀，也体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上，他们鼓励他重组家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1962年，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结为夫妻，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转折点，也象征着他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抱了新生活。
为了让溥仪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全国政协还组织了多次参观学习活动，他走遍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感受到了人民的热情和活力，这些经历，让他对新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对新生活的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破了溥仪平静的生活，他遭受了冲击和批斗，身心俱疲，加上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他的病情日益加重，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在医院病逝，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1978年，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末代皇帝，最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归了大地，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也见证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