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山东青岛，＂女流氓＂贺聪英在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在听到这一声宣判后

1967年，山东青岛，＂女流氓＂贺聪英在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在听到这一声宣判后，她身体僵直，面如死灰。 1967年的青岛，这座滨海城市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街道上悬挂的标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构成了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志。 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青岛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工厂的烟囱林立，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国营企业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经济支柱。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企业工作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工人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还能享受单位分配的福利房，领取各种补贴。 青岛的国营企业实行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从普通工人到车间主管，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划分。车间主管作为基层管理者，掌握着工人的考勤、调动等实际权力。 那时候的职工宿舍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邻里之间互相熟识，每家每户的生活状况都逃不过他人的眼睛。特别是对于独居的寡妇，更是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寡妇再婚虽然不被明令禁止，但仍然会面临诸多非议。大多数寡妇会选择独自抚养子女，守着亡夫的牌位终老。 青岛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每年都会有大量年轻人进入工厂工作。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农村，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工厂里的年轻男女虽然朝夕相处，但是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非常单纯。工作场合严禁谈情说爱，就连一个眼神交汇都可能被人指指点点。 企业的人事调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基层主管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一些主管会利用这种权力，暗中照顾关系户。 1967年的青岛，正处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但精神生活丰富的时代。工人们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参加文艺活动，生活节奏虽然单调但充实。 作为车间主管，贺聪英主要负责工人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她手下有四十多名工人，其中包括老职工和新入厂的年轻人。 1967年初，一批新招收的年轻工人进入工厂。其中一名二十出头的男工被分配到贺聪英管理的车间。这名男工身材高大，性格开朗。 贺聪英利用职务之便，将这名年轻男工从重体力劳动岗位调到了相对轻松的包装岗位。这种调动虽然违反了工厂的人事制度，但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车间里的工人们渐渐发现，贺聪英对这名年轻男工格外关照。她经常主动给这名男工安排加班，借机单独相处。 在工厂食堂吃饭时，贺聪英总是刻意坐在这名男工附近。她会把自己从家带来的饭菜分给对方，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工厂里非常少见。 贺聪英的这些异常举动很快传遍了整个车间，成为工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一些年龄大的女工曾含蓄地劝阻过她。 然而贺聪英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她开始频繁邀请这名男工去自己家吃饭，美其名曰＂关心新工人生活＂。 1967年5月的一天晚上，贺聪英再次邀请这名男工到自己家中。她提前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和酒水。 在饭局中，贺聪英在男工的酒水中添加了违禁药物。当男工失去意识后，她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这起案件发生后，这名男工立即向工厂保卫科和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很快介入调查，掌握了确凿的犯罪证据。 贺聪英被警方带走调查时，整个工厂都沸腾了。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国营企业里是极其罕见的。 案件调查期间，警方发现贺聪英作为车间主管，长期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她不仅违规调动工作岗位，还多次威胁其他工人保守秘密。 贺聪英的案件暴露出了基层管理中的诸多问题。一些拥有小权力的管理者，往往会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当这个案件的细节在工厂里传开后，许多工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纷纷要求严惩贺聪英，以儆效尤。 这起案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男女关系的态度。即便是在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非正常的男女关系仍然会受到严厉的谴责。 青岛市检察机关对贺聪英案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取证。案件材料显示，她不仅犯有强制猥亵罪，还涉及滥用职权等多项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贺聪英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根据当时的刑法条例，决定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这起案件。 1967年夏天，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公审大会。这场公审大会不仅审理贺聪英案，还包括其他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公审大会当天，数万名群众自发来到现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人们都想亲眼看看这个利用职权做出如此恶劣行为的女犯人。 贺聪英被五花大绑押上审判台时，现场一片哗然。按照当时的惯例，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身上穿着囚服。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详细列举了贺聪英的犯罪事实。从滥用职权到最后的暴力犯罪，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底线。 法庭上，大量证人证词和物证都指向贺聪英的犯罪事实。受害人的陈述更是激起了现场群众的强烈愤慨。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贺聪英的犯罪行为已经触犯了多项重罪。法院认为她的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其不良。 最终，法庭当场宣判贺聪英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