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会议，彭德怀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当时的形势感到兴奋。他深入部队和农村进行考察，并在全民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热情和动力。然而，彭德怀天性谨慎，尽管表面上显得乐观，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在甘肃，彭德怀听取了当地省委的汇报，得知该省粮食产量丰收，平均每人可达到1500斤。然而，彭德怀亲自前往敦煌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他了解到，尽管地方政府推动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仍有地主拒绝交出生产资料，并出现了破坏性的行为，如将毛驴和牛宰杀食用等。彭德怀对县委书记提出警告：“一定要避免破坏生产资料，不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更令他震惊的是，敦煌的农业生产状况堪忧。棉花田里散落着大量未收割的棉花，白菜地里胡乱堆放的腐烂菜叶让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在公共食堂，他看到的竟是面糊和煮土豆，粮食的短缺和浪费让他对当地的粮食产量产生了怀疑，这种质疑在当时非常罕见，尤其是对党内的许多人来说。
1958年12月，彭德怀前往湖南。当地政府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大肆拆迁居民房，许多农民的房子被拆除，部分农户甚至为了配合大炼钢铁，连做饭的锅都砸了。当地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部分干部作风恶劣，甚至对群众大打出手。学校里学生的伙食也极其简陋，只有白菜汤，住宿条件也很差，许多学生睡在简陋的大通铺里。
彭德怀为了准确了解粮食产量，夜晚冒着寒风亲自前往稻田，逐一查看已收割的稻穗，计算水稻的亩产量，进而推测农民的实际粮食储备。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工作，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的情况整理成意见书。然而，出于对自己急躁性格的担忧，他决定不直接上报，而是通过向毛泽东写信的方式，坦诚自己对总结经验教训的看法。他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并支持自己的想法，但这封原本私人的信件却引发了巨大的波澜，最终成为庐山会议上的重大事件，让彭德怀成为会议的悲剧主角。尽管如此，在撰写这封信时，彭德怀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他认为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自己也必须坚持真理，忠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