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得志将军家乡的当地领导介绍，在杨得志将军任总长以后，乡里曾派干部去北京找过他，请求首长批个条子募集资金，把家乡的红土路铺成柏油路。这在当时，将军只要轻轻提笔批几个字就能办到。 杨得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军事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950年起，他便开始肩负重任，从陕西军区司令员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指挥，再到后来的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杨得志的军事生涯横跨多个历史阶段，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军事体系的巨大变革。 1950年，杨得志被任命为陕西军区司令员，在这一职务上，他不仅负责了陕西地区的军事管理，还亲自组织部队参与了宝（鸡）天（水）铁路的建设以及屯田垦荒工作。这一时期，杨得志展现了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特别是在铁路建设和农业垦荒的项目中，他的指挥保证了基础设施的顺利推进和粮食生产的稳定。这些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2月，杨得志应国家的号召，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在这里，他率领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以及秋季防御作战，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志愿军的这些战斗，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决定性的一部分，杨得志以其坚韧的意志和果敢的决策，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与尊重。 1952年，杨得志的军事才华被进一步发掘，他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并于上甘岭战役期间担任司令员。在这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杨得志深知防守的重要性，他带领志愿军坚守阵地，经过数月的艰苦防守，最终取得了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是志愿军的胜利，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一段传奇。杨得志的领导风格在这一战役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他的冷静、果断以及对全局的把控，使得志愿军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坚持到底，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战争结束后，杨得志回国，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这一段时期，杨得志开始从战略指挥的前线，转向了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作为军事学院的负责人，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也开始为中国军事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智慧。此时，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军事改革和现代化的讨论中，推动了解放军战术和战略体系的升级。 1955年，杨得志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开始了他在更高层次的军事指挥工作。济南军区位于中国的东部，是一重要的军事区，他在这一岗位上的表现为后来的军事事业打下了基础。1969年起，杨得志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了中国军事决策的核心层。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他同时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了更广泛的军事和政治事务。 1979年，杨得志又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这场战斗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杨得志的指挥确保了中国在中越边境地区的防线稳定，并成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安全。他在边境自卫还击战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军事历史上的地位。 1980年以后，杨得志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在这些职位上，杨得志不仅承担着军事指挥任务，还开始积极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和现代化战略，杨得志为解放军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光倒回到杨得志将军担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个平常日子。那时的北京，正处在国家建设突飞猛进的年代。作为军队最高参谋机关的负责人，杨得志将军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干部。 这一天，几位从家乡来的干部坐在了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会客室里。这些乡亲们风尘仆仆，脸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向杨得志将军反映家乡的道路状况。 那时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当落后。家乡那条蜿蜒在山间的红土路，每逢雨季就会变得泥泞不堪。晴天时，路面的尘土飞扬；雨天里，道路泥泞难行。这条路不仅影响着乡亲们的日常生活，也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 他们恳切地向杨总长提出请求：希望首长能够批准一个条子，让他们可以筹集资金，把这条红土路改造成柏油路。在那个年代，一位总参谋长的批示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对杨得志将军来说，只需要轻轻提笔，写下几个字，家乡的道路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杨得志将军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名军队高级干部，他深知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之于民。全国还有成千上万个村庄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家乡的道路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自己的职务之便而优先解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没有修成的柏油路，反而成为了一条无形的＂廉洁之路＂。它诠释了什么是真正为民服务的干部作风，什么是正确运用权力的标准。这个看似普通的片段，成为了杨得志将军一生清廉作风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