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1岁知青赵德成返城之际，女友紧紧拉着他衣袖说:“我怀孕了。”赵德成一惊:“不能吧，就那一次。”然而，经过一晚上沉思，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 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风云变幻，国家的各项政策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关于“知识青年下乡”这一政策的实施，它不仅影响了无数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教育制度乃至社会风气。这个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标志着“知青”政策的正式开启。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将城市的年轻人送往农村，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尤其是那些知识青年，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农田改造的重要力量。 从最初的设想来看，知青下乡是为了通过他们的知识和活力，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现实中的执行却与设想大相径庭，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知青逐渐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劳动与建设，它更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挑战的“革命实践”。 最初，知青下乡的实施似乎还显得有些理想化。1964年，党中央首次发布了这个决定，随即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专门的安置办事机构。各个地区也迅速成立了安置机构，负责接收、安置知青。北京首批到北大荒的知青有248人，其中最小的仅14岁。那些年，知青的生活状况艰苦异常，尤其是在荒凉的东北大地，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和熟悉的一切，很多年轻人都未曾经历过如此严酷的环境。风雪交加的北大荒，生活条件艰难，知识青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逐渐在他们的生活中显现。 然而，尽管面临着种种困境，许多知青依然抱着热情，带着理想，坚定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上，13000多名知青汇聚一堂，上海市委号召他们“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到新疆建设中去。这个号召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昭示了当时国家对于知青政策的推广力度。那些走向边疆的知青，不仅要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还要在边疆的艰苦环境中，承担起保卫祖国的重任。边疆，尤其是新疆，作为一个战略性强的地区，成为了知青下乡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社会风气发生了急剧变化，教育系统也陷入了严重的混乱。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一举措标志着教育体制的严重动荡。随着全国中学毕业生的大量积压，尤其是66届和67届的毕业生，由于废除了考试制度，许多人无从安置，甚至无法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待分配”状态的“过渡性知识青年”。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得许多人原本期待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破灭。 这一背景下，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这意味着，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革新，更多的是对社会中“积极分子”的重新定位，这为继续推动知青政策提供了新的动能。紧接着，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为66届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召开了誓师大会。这一批年轻人站在大会上，宣誓要去内地，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出征，更是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理想使命。 然而，尽管这些毕业生和知青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实际的生活状况却远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许多人面临着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许多人未能按照自己的专业背景从事相关的工作，反而是参与到最基层的劳作中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知青下乡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一种长期无法填补的失落感。 1973年的冬天，东沟大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因为生产队分到一个招工名额，大队社员们一致决定将这个机会给了在此地工作了五年的知青赵德成。这个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生产队都沉浸在祝贺的氛围中。这个招工机会不仅待遇优厚，而且工作地点离城里很近，对于一个知青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归途选择。 然而就在赵德成准备返城之际，女友大芹找到他，说出了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消息。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早，赵德成就去了大队部。他没有递交返城申请，而是提交了一份结婚申请。这个决定在东沟大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农村的知青和当地姑娘结婚并不多见，更何况赵德成还有一个难得的返城机会。 婚礼在东沟大队简单地举行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大家凑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日用品，就算是新房的置办。婚后，赵德成和大芹住进了生产队分配的一间土房。新婚的喜悦还未散去，却不幸遇到了意外，他们失去了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这个打击并没有让这对年轻人屈服。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却充实。在村里人眼中，这对夫妻成了年轻人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