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深陷困境。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对高端计算技术实施封锁，不仅高价卖货，还附带诸多不平等条款。 当时，中国若想购入超级计算机，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使用过程中还会受到严密监控，这无疑是科技领域的“玻璃房”时代，让中国科研人员深感屈辱与无奈。但这也激发了他们自主研发的决心，“曙光一号”的研发计划应运而生，承载着打破技术枷锁的神圣使命。 1986年，中国启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智能计算机被列为其中的重要项目。随后，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正式成立，李国杰担任主任。面对国际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复杂形势，中心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经过深入调研与分析，结合国内实际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毅然决定聚焦于实用性强、技术推动作用显著的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一号”成为这一战略布局下的首个攻坚目标。 “曙光一号”这个名字充满希望与寓意，它诞生于一次纪念活动，象征着中国高科技即将迎来辉煌时刻，预示着中国高性能计算领域将冲破黑暗，迎来光明。承担研发重任的团队成员大多年轻，他们或许缺乏经验，但个个满怀激情与壮志。在李国杰的带领下，他们毫不畏惧国际巨头的竞争，勇敢地踏上了探索高性能计算技术的征程。 研发之路布满荆棘，资源匮乏、技术支持不足等难题接踵而至。为了加速研发进程，部分团队成员远赴美国硅谷，开启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封闭式研发之旅。这段经历被他们戏称为“美国洋插队”，却也成为“曙光一号”成功的关键篇章。在硅谷，他们的生活与工作紧密交织。生活处是一座美式独居小院，简单的布置却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办公地点起初在距离生活处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为了方便加班，最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客厅。在这里，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研发工作中。 研发工作分多个阶段稳步推进。总体方案完善阶段，多处理机中断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成为重点，团队成员通过频繁的传真与国内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攻克难题。硬件设计阶段，从1992年3月到9月，团队成员历经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完成了主板设计并进入PCB板的设计和生产，11月左右中断控制器的FPGA也顺利完成。软件设计与调试工作与硬件并行展开，BIOS、Monitor及操作系统的改造与移植在开发机模拟环境下按计划有序进行，精准匹配了硬件的开发速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也会通过分组做饭、饭后散步、骑自行车或者学习开车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保持积极的状态。 1993年2月，团队带着初步调试的几块曙光一号主板回到国内，与国内同事携手开展联调及软件移植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硬件、Monitor、BIOS及操作系统核心的调试工作基本完成。随后，并行编译组、编程环境搭建、计算性能测试与优化、数据库移植与事务处理测试等工作也在后续的2 - 3个月内逐一完成。同时，团队还将863的研究成果成功集成到曙光一号上，包括石油大学的“Powel—油气田布井决策系统”、浙江大学的智能软件开发环境KMEPS、华中理工大学的地图数据库管理系统MDB等，进一步拓展了曙光一号的应用领域。 1993年10月，由科技部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对曙光一号进行技术鉴定。这是对研发团队多年努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曙光一号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创新的技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一台用微处理器芯片（88100微处理器）构成的全对称紧耦合共享存储多处理机系统（SMP），定点速度每秒6.4亿，主存容量最大768MB ，在对称式体系结构、操作系统核心代码并行化和支持细粒度并行的多线程技术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称赞曙光一号咬住了国际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的“尾巴”，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曙光一号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重要意义。 曙光一号的成功，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社会价值。它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封锁，让中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挺直了脊梁，标志着中国高性能计算开始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曙光系列、天河、神威等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科研领域，曙光一号为石油勘探、气象预报、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强大的计算支持，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在市场层面，曙光一号的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成功走向市场，其知识产权折价2000万人民币，吸引资金成立了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曙光一号技术为源头，开发出了曙光机两个系列20多种服务器产品（曙光天演、曙光天阔），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也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市场导向的高技术研发路径。 曙光一号获得了诸多荣誉，包括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1994年还被认为是国内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之一，写入当年全国人大八届二中全会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系列荣誉不仅是对研发团队的高度认可，更是曙光一号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的有力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