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好友高仁山被害，蒋梦麟承担起照顾遗孀的责任。谁知两人日久生情，不顾一切地结了婚。蒋梦麟用一句话解释自己的做法，至今成为笑谈。 蒋梦麟，浙江余姚人，民国时期的重要教育家和政治人物。他的一生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教育的理想以及人生的曲折。然而，蒋梦麟也因其与徐贤乐的婚姻及随之而来的离婚事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梦麟的名字与北大紧密相连，作为北大校长，他在教育界的地位不容小觑。他的任职时间长达17年，几乎贯穿了民国时期北大的大部分历史。 尽管蒋梦麟的名字并不像蔡元培、胡适那样广为人知，但他却是北大教育体制建设的幕后推动者。蒋梦麟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理念，打破了教授终身制，改变了北大的教育体制。他在教育上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如蔡元培般的显赫声誉，但他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 蒋梦麟的为人低调内敛，他曾自嘲是“功狗”，在北大的角色大多是辅助性质的。他不像胡适那样在学术和文化上引领风骚，也不像蔡元培那样声名显赫，更多的是默默地执行校务，确保北大的日常运作顺畅。蒋梦麟的谦逊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北大最稳定的力量之一。在蔡元培离开后，蒋梦麟三度代理校长职务，始终肩负起维持校内秩序和推进教育事业的重任。 然而，蒋梦麟的个人生活并不如其事业般顺利。 1928年，高仁山因参加政治活动，惨遭军阀毒手。他的离世，不仅留下了年轻的遗孀陶曾谷，也给蒋梦麟留下了无尽的悲痛。 高仁山去世后，蒋梦麟看到好友的妻儿那孤苦伶仃的样子，不禁心生怜悯。从那时起，他便承担起了照顾陶曾谷母子的责任。蒋梦麟常去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后来，陶曾谷还成为了蒋梦麟的秘书，两人因此走得更近了。 起初，蒋梦麟对陶曾谷的照料，完全出于对亡友的情谊和同情。但是，日复一日的相处，却让这份情谊悄然变质。不知不觉间，蒋梦麟发现自己已经对陶曾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愫。他对陶曾谷的悉心呵护，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 蒋梦麟对陶曾谷的感情，就像是心底埋藏已久的火种，一旦被点燃，便一发不可收拾。爱情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蒋梦麟再也无法抗拒内心的呼唤。他决定，要不顾一切地与陶曾谷在一起，哪怕这意味着要与妻子孙玉书离婚。 为了让孙玉书答应离婚，蒋梦麟给她开出了一份＂离婚不离家＂的条件。按照这份协议，离婚后孙玉书仍可以以儿媳的身份留在蒋家，赡养公婆；蒋梦麟的遗产也全部归孙玉书所有；孩子们的抚养费，也全由蒋梦麟一力承担。面对丈夫的决绝，孙玉书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句＂他变心了＂，道尽了这位传统女性的辛酸与无奈。 就这样，蒋梦麟与孙玉书解除了婚姻的桎梏，转身投入了陶曾谷的怀抱。在与陶曾谷的婚礼上，蒋梦麟对宾客们说:＂我一生最爱高仁山兄，因为爱兄，所以，更爱他爱过的人。我会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我的亡友。＂这番话，道出了蒋梦麟对亡友和爱情的忠贞。但同时，它也引来了世人的种种非议。有人将其解读为肺腑之言，称其为佳话；也有人斥之为伤风败俗，是对道德的蔑视。然而，面对外界的纷纷议论，沉浸在爱情甜蜜中的蒋梦麟和陶曾谷，又怎会在意旁人的指指点点呢？ 然而，天妒红颜，好景不长。婚后25年，陶曾谷不幸罹患重疾。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悲痛欲绝。然而，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人意料。在晚年，蒋梦麟遇到了令他心动的女人——徐贤乐，一位年约53的美丽寡妇，她是前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的遗孀。 徐贤乐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蒋梦麟的晚年生活，尽管两人年龄差距较大，且许多人都对这段感情表示不理解，但蒋梦麟却为这段婚姻做出了不计后果的决定。他深深地迷恋于徐贤乐的美丽与魅力，甚至不顾朋友和亲人的反对，坚持要与她结婚。虽然这段婚姻并不被外界看好，许多人，包括蒋梦麟的老友胡适，都极力劝他放弃这一决定，但他已经无法自拔。婚后，徐贤乐不仅将蒋梦麟的财产完全控制，蒋梦麟也变成了她的附庸，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随着婚姻的破裂，蒋梦麟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离婚诉讼。最终，他的财产几乎被徐贤乐收走，自己陷入了名誉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蒋梦麟感到深深的悔恼，曾经的辉煌和成就变得毫无意义。离婚后，蒋梦麟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尽管他在公共事务中依然活跃，继续为台湾的建设贡献力量，但他内心的孤独与悲伤却日渐加重。 蒋梦麟最终于1976年去世，享年78岁。虽然他的一生充满了教育与政治的奋斗，但与徐贤乐的婚姻却成为了他晚年的最大遗憾。蒋梦麟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充满了“功狗”的身份。他或许是民国时期最默默奉献的教育家之一，但在私人生活中，他的选择却充满了错误与悔恼。这段人生经历提醒我们，即便在为社会贡献巨大时，个人生活的选择也同样会深刻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与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