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蒋介石任命赋闲多年的王家烈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家烈是曾经的“贵州王”，在蒋介石的中央担任中将参议员多年，现在任命他做绥署副主任，明显是想让他做炮灰。 1949年7月的一天，一纸任命书从南京寄往贵州。这份任命书上写着：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对于曾经叱咤贵州政坛的＂贵州王＂王家烈来说，这个任命既是一次召唤，也是一次贬谪。 作为贵州军政界的重要人物，王家烈在此前已经在南京担任中将参议员多年。从一方诸侯到中央高官，这样的变迁本应是升迁，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这更像是一种软禁。此时此刻，蒋介石突然将这位赋闲多年的老将派回贵州，任命一个副职，其用意不言而喻。 回溯到十多年前，当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王家烈还手握重权。然而，蒋介石借着追击红军的名义，派中央军进驻贵阳。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削弱地方实力，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那时起，王家烈的＂贵州王＂地位就开始动摇。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中央军的势力逐渐扩大，而地方势力则日渐衰微。 王家烈在贵州经营多年，与当地各界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即便是在他被调任中央后，这些关系仍然存在。当地的绅商、地方官员，甚至一些基层民众，都对这位曾经的＂贵州王＂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敬重。这种影响力，既是他的资本，也是中央忌惮的原因。 接到任命后，王家烈离开了已经待了多年的南京，回到了贵州小水老家。虽然他已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贵州王＂，但陆军中将、国大代表加上新任的绥靖公署副主任等头衔，仍然让他在贵州地方上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在动荡的时局中，显得越发苍白。 从某种程度上说，蒋介石此时让王家烈回贵州担任绥靖公署副主任，看似是重用旧部，实则是在为国民党在贵州的最后时期寻找一个合适的＂承担者＂。当时的贵州局势已经岌岌可危，需要一个既有威望又无实权的人物来维持表面的稳定。王家烈的任命，正好符合这个需求。 在贵州的政治生态中，王家烈与各方势力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他既不像一些军阀那样与人民军队有深仇大恨，也没有在地方上树立太多敌人。这种特殊的位置，使他在后来的历史转折中，能够有不同的选择空间。 但在1949年7月，当王家烈重返贵州时，他或许还未能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此时的他，只是蒋介石政权在贵州的一枚棋子，一个被寄予维持局面却又注定难以承担重任的弃子。这个任命，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国民党在贵州统治的将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9年11月，随着贵州的解放，王家烈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政府对这位曾经的＂贵州王＂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处理方式，派人将他接到贵阳。这一举动，既显示了人民政府的气度，也体现了对王家烈个人影响力的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处理旧时代的政治人物，是一个需要智慧和胸襟的问题。王家烈作为一个在贵州根基深厚的地方实力派，其态度和选择对当地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政府认识到，争取这样的人物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很快，王家烈就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这个任命既是对他个人才能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态度的认可。与其他选择顽抗或者逃亡的军阀不同，王家烈展现出了对新政权的支持态度。在土地改革开始后，他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 最能体现王家烈态度转变的，是他对待自己财产的处理方式。为了支持土地改革，表达对过去剥削行为的忏悔，他主动将自己在贵阳的虎峰别墅拍卖。这座被誉为民国四大建筑之一的豪宅，承载着他显赫时期的荣华，而今却被他自愿变卖，用实际行动支持新政权的政策。 这种诚意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认可和回报。1955年，王家烈当选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这一任命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未曾起义投诚的旧军阀，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政治职务，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这不仅反映了人民政府的宽容政策，也说明王家烈确实在新时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王家烈的一生，从＂贵州王＂到国民党中将参议员，再到绥靖公署副主任，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政协副主席，这种转变颇具戏剧性。他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跌宕起伏：军阀割据、国民政府的统一、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他并未与人民军队结下深仇大恨；在掌权期间，他也没有滥施暴政。这些因素都为他后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 在中国现代史上，像王家烈这样实现和平转型的旧势力代表人物并不多见。他的经历说明，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个人的选择与历史的发展方向相契合，往往能获得更好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家烈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展现，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