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1日，在得知杨宇霆被枪杀后，孙传芳对人说：“张学良这小子，瞪着眼就把人给杀了，真是一点儿情面都不留。”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直至激化到张学良不得不动手。 杨宇霆是辽宁法库县人，比张作霖小十岁，比张学良大十六岁。和奉系元老大多出自绿林不同，杨宇霆毕业于日本士官大学，是少有的科班出身。 在奉系老人中，杨宇霆是少见的不溺声色，勤于政务的。当年杨宇霆只是东北兵工厂的一个中级军官，后来因为把厂子里的警卫连管理得纪律严明、军威浩然，张作霖大为赞叹，提拔杨宇霆到身边任职。 杨宇霆很快就获取了张作霖的重用，担任奉军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要职，为张作霖出谋划策、保障后勤、训练军队，曾一度大权在握。 由于杨宇霆在性格上有缺陷，为人跋扈，和其他奉系要人存在矛盾，容易得罪人。张作霖则能容忍杨宇霆的缺点，也完全能驾驭的住。 张作霖死后，年轻的张学良和张作霖的性格秉性存在很大不同，但杨宇霆不以为然，丝毫不改之前的行事作风，还对张学良动辄以“小六子”相称，以父辈自居，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教训张学良。 有一次，一个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宇霆大骂说：“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 说完，杨宇霆带上那位处长来到帅府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 卫兵说：“未起床。” 杨宇霆竟然直奔张学良卧室，敲门大喊：“我是杨宇霆，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张学良醒了，慌忙披上衣服开门请杨宇霆入座。杨宇霆也不见好就收，反而教训张学良说：“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 作为晚辈的张学良起初只能唯唯诺诺，时间长了心里也火了起来。有一次，张学良就对杨宇霆说：“东北事情这么多，我干不了，还是请你来干吧！” 杨宇霆听了，也没有收敛自己一些，反而让张学良放心，大事有他把控，张学良听后，内心之不满溢于言表。 常荫槐的情况与杨宇霆相似，他也是东北人，在奉系的地位虽不如杨宇霆，但在司法处长和东北铁路局长两任职位上干得不错。在司法处长任上，常荫槐执法严厉，团营长以下的军官犯事直接扒去军装当场痛打。 常荫槐除了和杨宇霆关系不错外，同奉系各派系的许多人都有仇怨。常荫槐曾公开说：“小六子（张学良）少不更事。” 有一次，张学良在主持会议时，突然中断会议，去后室休息。杨宇霆勃然大怒，和常荫槐一唱一和，两人公然将张学良比作“刘阿斗”。 张学良在执掌东北军政后不久，就和杨宇霆、常荫槐在许多问题上矛盾重重。比如张作霖死后，原属奉系的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还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在唐山秦皇岛一带胶着对峙，情况很不妙。 张宗昌、褚玉璞请求率部出关，张学良不愿意接纳这支部队：一来东北局势也很复杂，二来张宗昌这个人野性难驯，到了后来张作霖都难以驾驭，所以张学良不愿让直奉联军来东北。 杨宇霆则主张：“效坤（张宗昌的字）他们跟随老帅多年，今势穷力蹙，咱们不能不管。” 不仅如此，杨宇霆在与南京的关系、归还冀东地区问题上和张学良意见相左。常荫槐则在黑龙江编练山林部队，还一口气组建了二十个营的兵力。杨宇霆为常荫槐提供军火，而且花巨资购买了捷克的武器。 张学良质问杨宇霆为何要给常荫槐的山林武装购买外国武器，杨宇霆轻飘飘的说：“人家的武器好啊。” 常荫槐的山林武装又不是东北军的正规部队，要这么多好的装备干什么？张学良难免心中生疑。 沈阳的一家报纸，想出一个举办一次东北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北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省长一人，剪下寄该报馆。 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自己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宇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张学良知道这件事后心情如何可想而知了。 东北军退返关外之后，因兵员众多，经费维持大为不易，张学良为了紧缩开支，首先将军长以上的将官一律改为军事参议官，成立参议官会议，决定裁减兵员办法。 参议官会议开会时，对张学良的主张，杨宇霆动辄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 这样的喧宾夺主的情况，实在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 东北易帜后，常荫槐被任命为黑龙江省长。不想，省长仅仅当了十几天，就和杨宇霆一同在张学良帅府的老虎厅被枪杀。杨宇霆在东北易帜后，拒绝了张学良委任他的一些职务要求，只保留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的职务。 但只挂名督办的杨宇霆，在东北的影响力却是极大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在1929年1月10日傍晚，张学良下令枪杀杨宇霆、常荫槐。第二天，得知杨宇霆被杀的孙传芳，大惊失色，对人说：张学良瞪着眼就把人给杀了，真是一点儿情面都不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