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安徽省无为县，一起被定性为反党反政府的暴动未遂案件——“劳动党”事件，悄然发生，其领导者，是个北大的学生。 故事的主角黄立众，1936年出生于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入学后，黄立众积极进取，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途一片光明。 大跃进时期，黄立众响应号召，投身农村生产，却意外发现河北地区农村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1960年，他回到安徽老家，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由于浮夸风、“五风”盛行，农村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实际粮食储备极度匮乏，许多百姓在饥饿中挣扎，甚至有人饿死。 回到学校后，黄立众如实宣扬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试图引起关注。然而，在当时“左”倾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行为被视为配合右派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专政和外交政策。1960年4月，他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但黄立众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当年，经北大校长陆平批准，被开除学籍，驱逐离京。 被开除回家的黄立众，因户口本上注明开除原因，自觉颜面尽失，在轮渡上一气之下将户口本扔进长江。此后，他前往芜湖、上海、南昌、长沙等城市寻找工作，却因没有户口证明而处处碰壁，无奈只能返乡务农。 回到家乡后，黄立众耳闻目睹农村的艰难状况，农民们生活困苦，却敢怒不敢言，纷纷向他倾诉地方干部横行霸道、群众生活艰难等问题。于是开始调查民情，搜集农村粮食产量、人口死亡数字、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群众劳动情绪等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向公社反映，希望政府解决困难。但社员们胆小怕事，加上他自身地主成分的身份，上访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黄立众认为，通过正常途径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决定组织“劳动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农村的困境。 黄立众通过亲戚朋友发展“党员”，亲自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就是力量问题》等宣传材料，制定“党纲党章”“惩治官僚主义临时条例”“入党申请书”和“土地纲领”等一系列“劳动党”组织理论。同时，他还编制歌谣、刻写传单，四处宣传，动员社员加入“劳动党”。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三县调查员，上面有彭德怀领导，省里有张恺帆领导，还散布“台湾反攻大陆”的谣言，以吸引更多人关注。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黄立众的“劳动党”就发展了119人，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其势力波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县、市。 黄立众将暴动时间定在1961年春节，他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布置徐长松抢夺临湖大队枪支，借木匠组作掩护特制八把斧子作为杀人武器，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击队，计划以500人攻打生产队、大队和昆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济墟农场，劫夺犯人，扩大暴动力量。两支队伍汇合后再攻打无城，进入大别山余脉展开游击战争。 黄立众后来交代，原本打算发展到一百万人再暴动，因为发展速度特别快，后来社员又要求快点行动，他才打算将人数缩小到15000人再行动。他计划先建立政权和武装斗争，监禁公社干部，对罪大恶极、贪污腐化的干部实行饿死政策，并建立自卫队保卫胜利果实，对于人民解放军则采取说服方式，试图瓦解他们。 1961年1月下旬，由于有人告密，黄立众的计划泄露。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为防止“劳动党”激起事端，精心策划，动用两个连的部队逮捕了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等8人，同时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杀人条例”、油印机、“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 黄立众被捕后，无为县人民法院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但黄立众政治理论修养深厚，常常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引用马克思、黑格尔的言论为自己辩护，始终不肯认错。在狱中，他还组织号犯冲击监狱，写“反动黑诗”，狱警多次教育，他都不悔改，甚至装疯卖傻以求保释出狱，还绝食、自尽以示威，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狱中领导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诉。 1970年7月，在当时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大背景下，黄立众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他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牌子，被执行枪决。 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最终给予部分平反。法院认为，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但判处黄立众死刑属于量刑过重，属“冤杀”；对于响应他号召的那群农民，宣告无罪，认为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是“不当”的，因为“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