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一位身穿灰色呢子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走进了中国人民

1960年3月18日，一位身穿灰色呢子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楼。他声称自己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送一份紧急文件。 秘书室的办事员见来人穿着得体，又持有国务院的信封，便没有过多怀疑，迅速办理了签收手续。这份文件上标有“急件”二字，并限定了送达时间。秘书不敢怠慢，立即将文件送到了行长办公室。 然而，行长当时因公外出，秘书便将文件交给了行长的秘书。秘书拆开信封后，发现里面装着一封公函，上面还有周总理的批示。公函内容大致是：主席办公室来电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将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并拍摄纪录影片。主席嘱咐拨些款子修缮寺庙，以表明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款15至20万元。公函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下方还有一段旁注，要求使用市场流通的旧票、拾元票，并包装好看一些，于下午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收。 年轻的秘书对公函及周总理批示的真实性没有怀疑，他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紧迫，便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虽然对周总理的签名不熟悉，但看到是国务院送来的急件，便没有多想，立即通知会计发行局准备款项。 北京分行在得知来意后，不敢怠慢，迅速按照要求准备了20万元旧票，并装进了两个麻袋里。发行局的同志们将这20万元旧票包装好后，抬进车里直奔民族饭店而去。 在民族饭店大厅，他们找到了自称是赵全一的中年男子。赵全一出示了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并手写了一张收据。银行发行局的同志们见对接清楚，便放心地将两个麻袋交给了赵全一，并目送他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 然而，六天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3月23日，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询问那20万元巨款如何入账。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银行的有关负责人着急地在电话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并着重强调了“总理批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顿觉有问题，回答道：“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批件……” 银行的有关负责人知道出大事了，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非常诧异，他根本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拨款20万元的事情。他当即指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你们赶快查一查，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向我汇报！” 案件曝光后，公安部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侦查人员首先对伪造的批示、介绍信和收据进行了鉴定。他们发现，这四样罪证上的笔迹都是一人所为，“周恩来”的签名是模仿来的。同时，信封虽然是真的，但上面有刮擦的痕迹，可以断定是使用过的旧信封。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戳记是水彩描绘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则是用刻蜡纸油印上去的。 为了尽快破案，公安部抽调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技术干部共同侦办此案。侦查人员从伪造的信纸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发现，嫌疑人伪造报告的那张信纸是当时流行的公文稿纸，但带有明显的特征。经过调查比对，最终在国家计委的外贸部查到了稿纸的来源。 技术部门经过化验分析，确认伪造报告的信纸就是来自外贸部。于是，公安部立刻将情况通报了外贸部。外贸部开始排查档案和人员，重点是查本单位的人在3月18日的行程。 经过两天两夜的排查，侦查人员在一份档案中查到了赵全一的名字。这份档案的主人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他曾在过去使用过“赵全一”作为化名。侦查人员发现，王倬是大学毕业生，文化程度不低，且毛笔字写得比较熟练，这与此前对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判定相符。 此外，王倬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和青帮组织，还在国民政府主政北京时，在市党部做过收发工作。1949年，王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部门工作。期间，他与同事王国昌开小差时，曾伪造过介绍信，并给王国昌起名“赵全一”。 侦查人员认为王倬的作案嫌疑很大。为了不走漏风声，王倬的档案被带回到公安部做进一步研究。技术人员再次对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王倬的字迹和犯罪嫌疑人的字迹相同。 1960年4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将王倬逮捕。经过审讯，王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交代说，自己因为手头拮据，便萌生了伪造周总理批示诈骗银行的想法。他利用在外贸部工作的便利，盗取了公文稿纸和信封等物品，并精心伪造了批示和介绍信。在骗取到20万元巨款后，他不敢走大路，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到处绕圈，生怕有警察盯上他。一直到天黑以后，他才悄悄回到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