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0日，沈阳某军医院X光技术员刘成山家遭遇了匪徒的入室抢劫和屠杀，

1956年2月20日，沈阳某军医院X光技术员刘成山家遭遇了匪徒的入室抢劫和屠杀，全家六口（包括来串门的妻妹）惨遭杀害，仅有刘成山一人幸存。此案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警方的高度重视。 案发当晚，刘成山一家正在熟睡中。突然，三名匪徒拨开门闩闯入屋内。在黑暗中，一名匪徒举起棍子先击打了刘成山的妻子，随后又转向刘成山。由于刘成山是军人出身，有一定的警觉性，他迅速从被窝里爬起来退到炕里，因此只受了轻伤。与此同时，其他匪徒则开始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残忍的攻击。 刘成山的奶奶、弟弟、妻子和妻妹都遭到了匪徒的猛烈打击。奶奶面部被钝物砸得扁平，颅骨、鼻骨碎裂；弟弟后头部呈闭锁性粉碎骨折，脑子被打碎；妻子面部被坚硬钝器打击，颅骨碎裂；妻妹头骨破裂，面部有血肿及表皮剥脱。两个年幼的男孩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匪徒摔在地上，头部受到重创。 在施暴过程中，匪徒还将刘成山的手绑起来，向他要钱。刘成山表示没有钱，匪徒便翻找他的军服，抢走了上衣兜里的几元钱和他的护照（工伤证明）。之后，匪徒逃离现场。刘成山挣开绳子后高喊“救命”，邻居闻声赶来，与他一起追赶匪徒，但未能追上。 接到报案后，营口市公安局刑侦部门迅速向辽宁省公安厅报告，并请求支援。省厅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派出刑侦处刘处长带领法医朱郁文等刑侦技术人员连夜驱车奔赴营口。鉴于案情重大，营口市公安机关当时尚无法医，因此急调沈阳市公安局法医徐功伟随同前往。 到达现场后，法医徐功伟和朱郁文立即对被害人尸体进行检验。他们发现，几个被害人的死因明显，且都受到了钝器的猛烈打击。然而，在刘成山指认的凶器——一根柳木棍子上，法医并未发现与被害人伤势相符的痕迹。因此，他们断定这根棍子并非本案的凶器。 经过进一步勘查，法医的目光停在了炕前放着的一个紫红色木凳子上。这个凳子制作精细，重达7公斤，且在大凳子的一端有大量擦蹭和喷溅状血迹。法医认为，这个凳子完全可以形成刘成山奶奶、妻子、弟弟的创伤。此外，在外屋炕的被褥上，法医还发现了尿湿的痕迹和被打碎的坛子碎块。经比对，坛子底部的大量血迹和表皮附着物与刘成山妻妹面部的弧形表皮剥脱相符。因此，法医认定这个尿坛子就是打死刘成山妻妹的凶器。 对于两个男孩的伤势，法医分析认定他们是被犯罪分子头朝下往地上狠摔造成的。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匪徒的残忍和暴行。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对刘成山进行了详细的讯问，并了解了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同时，他们还对周围邻居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了刘成山的家庭情况和夫妻关系。然而，由于案发时天色已晚，且现场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线索，因此案件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但是，刘成山的言行十分可疑。他在面对警方询问时，表现得过于从容，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回答缺乏逻辑性。例如，他坚称匪徒是政治特务，抢走军服和护照是为了打入军队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种说法显得牵强附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现场的邻居反映，刘成山平时不常回家，夫妻关系一般，这与他在惨案发生后的悲痛表现形成了反差。 警方围绕刘成山展开了深入调查。通过对邻居的进一步走访，了解到刘成山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人提到，刘成山在沈阳大医院工作，收入相对稳定，但他回家过年期间，曾与妻子发生过争吵，具体原因不明。还有邻居回忆，案发当晚并没有听到异常响动，直到刘成山高喊“救命”才知晓出事，这与刘成山描述的匪徒闯入、激烈打斗的场景不符。此外，警方在调查刘成山的经济状况时发现，他近期曾有过一笔不明来源的支出，数额较大，这让他的经济状况变得可疑。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刘成山。警方在对刘成山进行审讯时，面对铁证，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刘成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在沈阳工作期间，结识了一名女子，两人陷入热恋。为了与情人在一起，他产生了杀害家人的恶念。案发当晚，他趁家人熟睡，用事先准备好的木凳子和尿坛子，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奶奶、妻子、弟弟、妻妹和两个孩子。作案后，他为了掩盖罪行，伪造了抢劫杀人的现场，还编造了匪徒闯入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