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刚从巴基斯坦紧急返回的耿飚大使一踏出飞机，便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提议：将我国的1940平方公里坎巨提地域划归给巴基斯坦管理！令人震惊的是，一向在领土议题上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周总理，在审阅了耿飚这一“出其不意”的提议之后，竟然当场做出了批示，仅用两个字回应——同意！ 在1956年初，耿飚从瑞典获悉即将被调任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消息。他随即返回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了他。周总理在会见中强调了巴基斯坦尽管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仍未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并表达了与中国加强交往的愿望。 在北京的一次准备会议上，耿飚了解到贺龙将被派往巴基斯坦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因此，贺龙通过电话联系耿飚，希望能与他见面以协调后续的工作计划。在会晤中，贺龙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耿飚能提前赴任，以便两人能共同前往巴基斯坦。 耿飚对此回应表示，他确实正在计划提前赴任，但由于必须先递交国书并安排与巴基斯坦方面的外交事务，因此他将比贺龙更早一步到达。耿飚解释，他的早一步赴任不仅是为了履行外交大使的职责，还需确保贺龙访问巴基斯坦时的接待工作无任何疏漏。 此外，耿飚还需与即将离任的韩念龙大使进行交接，并与巴方官员就贺龙的日程进行详细商议，确保贺龙的访问行程顺利。贺龙听后，对耿飚的安排表示理解和同意，认为这是最合理的做法。 耿飚到达巴基斯坦后不久，尽管未曾正式递交国书，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即表现出对中国特别的尊重和重视，提前安排了会见。这一非常规的接见流程反映了两国间的亲密关系。 会见期间，耿飚以自己的军事背景为契机，详细叙述了中国红军的历史，特别是四渡赤水与长征等标志性事件。 耿飚在任内的第二年，巴基斯坦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迫切需要国际援助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在这一危急时刻，耿飚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中国政府，建议并推动中国提供援助。中国政府由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同意出售60000吨大米，并额外赠送4000吨大米，以支持巴基斯坦人民。 在大米捐赠的签字仪式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提出了将“中国援助”字样印制在米袋上的建议，类似于美国在其援助物资上的做法。 然而，耿飚回绝了这一提议，他强调中国的援助基于两国人民的友情与同情，而非政治或广告目的。最终，米袋上仅印有“中国”字样，以显示大米的来源。 当援助物资到达巴基斯坦后，当地人民对于只印有“中国”字样的米袋感到格外感动，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支持。在感谢中国援助的场合，耿飚谦虚地表达了中国的经济条件限制，但强调援助的互惠性质，并希望未来双方能在其他领域继续互助。 1958年10月，耿飚向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发送了一份急电，表达了他希望调整工作职务的愿望。自1950年起，耿飚已在外交岗位上服务了近九年，其中包括超过两年时间作为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他的任期内，中巴两国的关系显著改善，耿飚本人对此成就感到满意，但他也开始考虑寻求新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国内职责。 然而，耿飚的请求并未得到陈毅的理解与支持。陈毅对耿飚的突然转变感到不满，他认为耿飚在自己刚刚接任外交部长不久就提出调动，这一时机对他而言颇为尴尬。陈毅认为耿飚的行动给他的新职务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因此他在回电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耿飚的请求。 事态发展至此，周恩来介入了这一讨论。周恩来作为中国的总理，对国内外形势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控。他向耿飚发送了电报，肯定了耿飚在外交领域的成就和专业能力，并强调了国家外交事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周恩来表达了对耿飚继续留在外交岗位上的期望，他认为耿飚非常适合这一职位，并需要耿飚在此关键时刻为国家的外交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共同影响，耿飚最终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巴基斯坦。 1963年，耿飚在从巴基斯坦返回中国后，立刻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土的重大提议。耿飚建议将位于中巴边界的坎巨提地区——面积约为1940平方公里，正式划归巴基斯坦管理。这一提议被提交于周恩来总理审阅。 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对于领土和边界问题向来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决断能力。他对耿飚提出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建议，在仔细审阅后迅速做出了决策。总理的回应简洁明了，他只用了两个字——“同意”。 这个决策背后，显然涵盖了复杂的外交考量与战略决策。坎巨提地区虽然地理位置重要，但在更大的外交战略中可能被视为一个可以调整的棋子。
我是风儿你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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