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和男友彭金章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彭金章被分配在武汉大学，樊锦诗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两人相约三年后，樊锦诗到武汉和彭金章结婚。三年后樊锦诗却食言了，她选择留在敦煌。很多人劝彭金章和她分手，彭金章却总坚定地说，我等她。 樊锦诗素有“敦煌女儿”之称，2023年暑假，她与市民游客一同观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也亲自前去慰问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艺术家。令人瞩目的是，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以表彰她对敦煌文化和学术的贡献。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关心与爱戴。 在活动的间隙，嘉宾和媒体人常常前来与她合影留念。樊锦诗笑意盈盈，尽管满头白发，手拄拐杖，她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大家合影，直到工作人员提醒她时间已经过长。有时媒体人也跃跃欲试，想要采访她，樊锦诗轻轻摆手，并不生气，温和地说：“你去找他们（年轻人）。” 1995年夏天，敦煌遭遇暴雨，宕泉河水位暴涨，洪水蔓延。为了保护莫高窟免受雨水侵蚀，樊锦诗毫不犹豫地带领大家抗洪。当时，雨后的傍晚并不浪漫，樊锦诗带领着团队在洪水中奋战。就在此时，她抬头望向宕泉河东面的三危山，突然间，一大片金色的光辉出现在空中。 那一年，樊锦诗57岁，已经是她来到敦煌的第三十二个年头。几十年前的莫高窟与今天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她住在简陋的土房子里，喝着咸水，吃着土豆和萝卜，身上永远带着落不尽的尘土。孤寂的戈壁滩生活渐渐让她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模样。 刚到敦煌时，樊锦诗常常因思念上海的家人和北大的食堂而感到失落。在许多人看来，樊锦诗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放弃了大好的前途，离开了家人，将自己大半辈子的时光献给了莫高窟，这样的选择显得尤为伟大。 1966年深秋，武汉大学的银杏树开始泛黄。彭金章收到了一封来自敦煌的信，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迹。打开信件，他仔细读着樊锦诗写下的文字——她决定留在敦煌，无法履行三年前的约定了。 当樊锦诗决定留在敦煌的消息传开后，周围的人都开始劝说彭金章放弃这段感情。在那个年代，两地分居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每当有人劝说，彭金章总是平静地回应：＂我等她。＂这三个字，朴实无华，却透露出坚定的决心。1967年，两人终于走入婚姻。 三年前的1963年，正值盛夏，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分配工作刚刚结束。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而彭金章则接到了前往武汉大学任教的通知。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两个年轻人商定了一个三年之约：三年后，等樊锦诗在敦煌完成工作，就到武汉与彭金章成婚。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彭金章对未婚妻志向的充分理解。早在樊锦诗还是实习生时，她就对敦煌产生了深深的向往。虽然当时的实习因身体原因提前结束，但敦煌留给她的印象却始终挥之不去。彭金章清楚地记得，在得知分配结果那天，樊锦诗眼中闪烁的光芒。他知道，这是她重返敦煌的机会。 1963年毕业时，当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樊锦诗的家人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敦煌太过偏远，条件太过艰苦，不适合一个年轻姑娘长期工作生活。 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临近分娩时，她依然在地里摘棉花，原本计划在武汉生产，但由于组织的不批准，她只能选择在敦煌待产。樊锦诗无奈地向丈夫彭金章发出了加急电报。彭金章带着一副扁担，装满了为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红枣等物品，经过三趟火车和一段长途汽车的奔波，终于抵达敦煌。当彭金章风尘仆仆地站在樊锦诗面前时，两人默默流泪。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樊锦诗的委屈终于爆发，她第一次放声大哭。彭金章只在敦煌停留了十几天，便不得不返回武汉工作。樊锦诗依靠《妈妈手册》一个人带着孩子，休完产假后，她将孩子捆在襁褓里。 有一次下班回来，她发现孩子从床上摔下来，脸上沾满了煤渣，差点碰到炉子，后果不堪设想。19年后，彭金章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事业，回到了敦煌，与樊锦诗和孩子们团聚。樊锦诗曾在一次采访中感慨道：“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77年，樊锦诗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开始为南区492个洞窟编制科学记录档案。每本档案里至少有6张记录照片。就在这份档案的编制过程中，樊锦诗亲眼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的衰变与退化。千年风沙侵蚀，年年病害损毁，莫高窟这个世界级文化遗产能保存多久？她忧心忡忡，开始探索如何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她带来了新的希望。她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化技术为敦煌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她的推动下，甘肃省科委为敦煌研究院提供了30万元专项拨款，用于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的试验。 1985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始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成为了申遗的负责人。
小五
王道士、袁嘉谷、罗振玉、王静安…到贤伉俪。致敬保护文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