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国民党专员韦孝儒去洛阳开会后失踪，蒋鼎文派人调查后，在一个枯井中发现了韦孝儒等六人的尸体，由此牵扯了军统的一次暴行。 韦孝儒是国民党河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军统少将、华北督导团副团长赵理君指使部下走私牟利，和韦孝儒屡屡发生冲突。 位于通许县境内的黄泛渡口，是赵理君手下的曹银屏大队往返走私必经的一道关卡，这个关卡是由韦孝儒的地方武装把守的。 有一次，韦孝儒的部下将曹银屏的几个手下押解到专署，由韦孝儒亲自审讯。本就是人赃俱获，这几人却不识相，自恃有省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做后盾，还耀武扬威，亮出了身份，以为能把韦孝儒镇住。 却不料，不亮身份还好，这一亮身份反倒激怒了韦孝儒。韦孝儒是读书人出身，本属教育界人士，因在豫东（河南杞县人）有一定的声望，又掌握着一部分地方团队，被委派当了专员。他在国民党在河南的官员中，属于少有的正派人，不曾沾染旧官僚的圆滑习气；。 韦孝儒根本不管什么调统室，一怒之下把几个走私的军统特务拉出去崩了。这下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部下之争上升到“长官”之争，曹银屏发誓要为部下报仇。 以后曹银屏的大队调到洛阳受训，驻扎在洛阳飞机场内，主持训练的正是赵理君。 1942年3月15日河南省府召开行政督察专员会议，韦孝儒提前一天来到洛阳。曹银屏的手下人很快得到了信息，并查清了韦孝儒的下榻地点。 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曹银屏特地找到赵理君，请求报复韦孝儒。考虑到韦孝儒的身份，在洛阳实施这样的行动恐怕不容易收场，所以赵理君没有答应。 曹银屏认为机会难得，此次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赵理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加之他本就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便说：“随便你们。” 这个“随便”当然就是“批准”，曹银屏立刻带着手下多人赶到复旦中学，将韦孝儒和他的随从人员绑架。因担心事情败露，又将亮灯的屋子里的人也一起绑了，使校长郭兆曙等几位毫不相干的人遭受飞来横祸。 这些特务将韦孝儒等六人押到飞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前，将六人推入枯井活埋。 第二天早上，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杀了地方专员这么大的事情，在赵理君看来却是不足道哉，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对曹银屏说：“这几天你不要出去，躲避几天风声。” 韦孝儒失踪，让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大为震怒，尤其是在枯井中发现韦孝儒等六人的尸体后，蒋鼎文严厉调查，但由于没有头绪，调查陷入死胡同。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赵理君的勤务兵到洛阳亨达利钟表店买手表，说是给赵理君买的，要选一块最好的给他送去看看。于是，老板挑出最好的表交给一个店员，让勤务员和来人一道去赵的办公处。 不料，店员一去不归，老板派人去赵理君的办公处查问，办公处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店里以为是店员拿了手表逃跑了，赶紧向警局报案，并开具手表样式以供查访。 如果赵理君的勤务兵自己“享用”这块名贵手表，“店员窃表”案说不定就石沉大海了。可在当时，手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勤务兵哪里敢享用少将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高级手表？ 不久后，勤务兵将手表拿到一个旧货店出卖，旧货店早就接到警局的通知，一看这块表与亨达利报失的手表一模一样，老板不敢收赃，赶紧向警方报告。 勤务兵被带到警局，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为这个身份可以吓到警局的人。警局的人追问下去，勤务兵像他的主子一样胆大包天，竟满不在乎地说：“区区一块手表，这算什么要紧，惹起我们的脾气，把你们这帮家伙和韦专员一样坑埋了事！” 一听韦专员，警局抓住这个线索不放，勤务兵就把赵理君、曹银屏如何活埋韦孝儒等六人的情形全部说了出来。 警局马上将其供词报告蒋鼎文，蒋鼎文深知赵理君的能量，一旦走漏风声，再想抓住他就难了，于是打电话请赵理君来长官部议事。 赵理君未料到案情已被侦破，悠然前往，即被扣押。曹银屏闻赵理君一去不归，料到大事不好，迅疾逃往距洛阳90里的新安县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司令李家钰处。 李家钰也是四川人，与赵理君、曹银屏是同乡，平时往来密切。曹银屏与李家钰商量劫狱，救出赵理君。但曹银屏的行踪已被发现，不等想出劫狱的方法，他本人就被抓捕归案了。 韦孝儒案的侦破为陈果夫、陈立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军统的报复机会，韦孝儒是多年的国民党党务干部，“CC系”岂会善罢甘休？与韦孝儒同时被害的教务主任南西光，其兄南西成就是中统骨干，“二陈”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戴笠本来还准备保住心腹赵理君，向蒋介石求情，建议只杀掉直接参与的赵理君等人，但此案影响太过恶劣，蒋鼎文要求严惩，“二陈”掌控的“CC系”也四处施压。最后，赵理君、曹银屏等人被枪决。这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告破后，紧接着就是中统和军统之间更为激烈的明争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