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顾祝同调任江苏省主席，他为了捞钱，由民政厅长赵启騄经手公开卖县长、警察局长的职务，以地方的好坏定价格，在上海租界交款。 顾祝同从当师长起就以赵启騄当参谋长，赵启騄还是顾祝同的儿女亲家（顾祝同出身贫苦，早年由赵家帮助读书），大小事都由赵当家，一切事情总以赵作恶人，顾自己作好人。顾亲笔批发的钱，如果赵不同意是拿不到的。 1933年冬天，顾祝同的江苏省主席终于垮台，有人国民党大员直言说：“顾祝同只能带兵打仗，搞政治是外行，给他当省主席，这是委员长对他的安排，否则将来履历上不好看。”这倒是实在话。 在顾祝同的江苏省主席将近交代时，蒋介石就发表他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北路军总司令”，总司令部驻在抚州。 同时，蒋介石也驻在抚州，军事上的一切部署都是蒋介石直接掌握。尤其是北路部队以陈诚的第十八军为主力，遇事陈诚直接向蒋请示，很少关照顾祝同，北路总司令部形同虚设。 顾祝同闲得没事情干，就同高级幕僚打牌聊天。大家都替他这个空头总司令难过，但他从没有流露不满的情绪。 后来，蒋介石又发表顾祝同为江西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熊式辉任江西省主席，顾、熊之间矛盾重重。 熊式辉在蒋介石面前是红人，对江西军政大权都想一手揽着，尤其怕顾祝同干预江西省政，动摇其地位。顾在江西无法立足，又不愿一切事宜听熊摆布，只好表示消极，跑到上海去住。为此，蒋介石把顾祝同叫到南京，问他为什么不能干，顾祝同很干脆的说熊式辉逼人太甚。 不久，蒋介石将顾祝同调到贵州去当绥靖主任。贵州当时情况复杂，很难应付，好在顾祝同与何应钦、谷正伦兄弟等贵系大员的关系不坏，总算勉强维持了一个时期。 顾祝同在蒋介石集团中虽属何应钦派，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能够妥为应付蒋、何的矛盾。 例如，西安事变时，顾祝同与刘峙同时发表为两路总指挥向西安进军，刘峙表现得很积极，顾祝同则并不是那么起劲；刘峙对宋子文兄妹的意见置之不理，顾祝同则满口赞许。因此，西安事变后，顾祝同在蒋介石心目中更觉得可靠些，从此地位就超出刘峙了。 何应钦派对陈诚是仇视的，1944年，陈诚接任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有许多人不服气，认为陈诚的资格浅，不孚众望，应由顾祝同来接任，顾祝同任司令官的第三战区也有许多人抱不平。 原来，军政部长一职要换人已酝酿了一年多，听说蒋介石先想在张治中、顾祝同两人中择一来充任。后来，张、顾两人都落了空，发表陈诚为军政部长。 而顾祝同对此事很坦然，他对一、二期的黄埔将领说话时，总是说：“我早已向蒋委员长表示过，军政部长只有陈辞修能干。” 顾祝同知道。在蒋介石下面不能有自己的小组织，所以他一生既不抓部队，也不成立小派系。他平时常对部下训示说：“我们是军人，不必要参加复兴社，不要把自己搞复杂了，只要一心一意学打仗。” 抗战时期，邓文仪建议顾祝同仿陈诚组织干城社的作法，由顾祝同出面组织一个什么团体与陈诚对抗。 邓文仪为此事，先与在上饶的黄埔同学开过好几次会，一切都有了安排，大家推邓文仪正式向顾祝同去谈，以为他是会同意的。 但是，顾祝同却对邓文仪说：“陈诚搞小组织我很不同意，何部长也不同意，但是委员长很支持。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搞，搞了委员长一定不答应的。我一生的态度是委员长要我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要我干就不干。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糊涂的想法。你们如果这样搞，就不是爱我，反而害我了。” 抗战胜利后，接收京沪的部队都是由大后方空运去的，汤恩伯、王耀武、张发奎等都大发其接收财。第三战区的部队近在咫尺，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眼看着人家发财，第三战区的一些军师长都很气愤，纷纷向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牢骚，要顾祝同去电重庆质问。顾祝同毫不为所动，反而训示他们要好好约束下面，不许发脾气乱说。 解放战争时期，顾祝同想在山东战场搞一个特别师，高度的机械化。他把这个意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当时许多人赞许，而蒋介石却不同意，顾祝同也就不坚持己见。 顾祝同体察到，许多黄埔学生是替蒋介石监视下面的，所以从来不得罪他们，经常用金钱买他们的好感。 当时，第三战区驻上饶的一些蒋介石亲近人物，顾祝同给他们都有津贴。像邓文仪的政治部的经费，总是提前发一个月，并每月给邓特别费二万元。军政部驻上饶的三个机构，顾祝同都派长官部的小汽车若干部供他们使用。 另外，对于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顾祝同从不得罪。在第三战区期间，曹浩森当江西省主席，顾祝同不插手省务，黄绍竑当浙江省主席，浙江的省务顾祝同也绝不过问。于学忠任苏鲁战区长官，归顾祝同名义上指挥，但实际上只有电台的联络，顾祝同绝不干涉于学忠的事。 顾祝同一生对蒋介石表示服从，调他的工作从不还价，所以在国民党中以“服从心好”著称，连何应钦都说：“顾墨三百依百从”。再加上顾祝同既不抓部队，也不成立小派系，因此始终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一生得以保持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