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式开放探亲。台湾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

198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式开放探亲。台湾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 在1987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逐渐恢复正常的交流，台湾居民获得了前往大陆探亲的机会。对此，长期分隔两地的叶依奎闻讯激动不已，随即决定前往大陆重逢。次年，他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故土，与久别的妻子重聚。 直到1994年，叶依奎的真实身份才为政府所知，震惊之余，政府对其背景进行了彻底的调查验证。为表彰他多年来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牺牲与贡献，政府迅速恢复了他的党籍，并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确保他能享受到相应的离休干部待遇。 叶依奎，原名谢汉光，出生于1919年。那年，五四运动正在其高潮阶段，它不仅推动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变革，也激发了一批新的思想者和改革者的兴起。 家境尚可的他，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使他能够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学术成就。1930年代末，他通过自己的勤奋，考入了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 毕业后的谢汉光，被任命为黔桂铁路柳州农场的主任。这份工作不仅让他利用专业知识实际操作，也为他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机会。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党的地下工作十分危险，许多情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或伤亡。 得知这些情况后，谢汉光决定利用自己的职务优势，将农场转变为一个秘密的庇护所，为受伤的党员和情报人员提供治疗及恢复的场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情报人员来到农场，这个秘密庇护所终于还是暴露了。谢汉光在得知敌人即将到来时，迅速组织了所有在场人员的撤离，并与他们一同逃往四川。在四川，谢汉光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与感谢，以及党组织的关照。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中国都沉浸在欢庆之中。而在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谢汉光接到了一封重要的来信，信件来自他在广西大学的一位敬重的老师。 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份邀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老师希望谢汉光能够赴台湾任教，为那里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并试图改善当地的社会现状。 经过深思熟虑，谢汉光最终接受了这一使命，决定前往台湾。这一决定也标志着他未来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赴台之前，他在香港的一个偶然机会中遇见了曾秀萍，这场邂逅迅速演变为深厚的感情。 两人在相知相识中迅速确立了人生的共同方向，并很快结为连理。原计划是一起前往台湾，共同开启人生新篇章。 然而，婚后不久，谢汉光的人生轨迹被再次调整。在香港的组织负责人苏惠传达了一个新的任务：利用前往台湾教书的机会，秘密发展革命队伍，开展地下工作。 面对国家的需要，谢汉光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与妻子结婚仅九天后，他不得不与曾秀萍告别，承诺她他会返回。为确保妻子不跟随自己涉险，他还安排了曾秀萍在香港的教职工作，确保她能独立自主地生活。 在台湾，谢汉光与同志们迅速展开了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们借助自己文人的身份，创办了《光明报》，传播革命思想，同时密切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在艰苦的条件下，谢汉光的表现尤为出色，他不仅深受同志信赖，还在这期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国共内战尾声，国民党败退至台湾，而中国共产党虽然陆续取得了大陆的控制权，但台湾岛因蒋介石的坚决抵抗而暂时无法攻克。随着蒋介石在台湾的巩固政权，岛上的革命人士如同陷入困境的困兽，许多人在随后的清剿中牺牲。 幸运的是，谢汉光未被国民党初期的搜捕行动抓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叛徒的出卖导致其行踪暴露。在潜伏与逃亡中，谢汉光和同伴们被迫放弃了进一步的地下工作，选择逃往更为偏远的地区。 最终，谢汉光独自一人逃往台东一处偏僻的山村。他对村长谎称自己是逃离国民党征兵的壮丁，希望能在此避难。 村民们对外界的事务知之甚少，且天性善良，对谢汉光的身份并未怀疑。村长甚至为其改名“叶依奎”，这是一个早已失踪村民的名字，使得谢汉光在此得以安身立命。 在这段时间里，谢汉光利用其广博的知识，积极帮助村民改善生活，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和喜爱。即使村中多位长者建议他在村里成家立室，谢汉光却始终保持着对远方妻子的忠诚，婉拒了这些好意。 1988年，谢汉光终于踏上故土，与久别的妻子重聚。1996年，谢汉光逝世，享年75岁。他的一生充满了牺牲与奉献，尽管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变故，最终他在晚年得以与挚爱的妻子安享晚年，共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