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曾言：“我之所以会失去江山，罪魁祸首只有一个人。” 在1926年春季，正当国民革命的浪潮逐渐高涨之际，李宗仁，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军长，抵达广州。广州此刻已成为革命的焦点，此前不久的中山舰事件刚刚平息，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冲突导致前者出走国外，留下蒋介石作为广州的核心人物。 在广州，蒋介石迅速安排与李宗仁会面，这是两人首次正式交流。尽管未有直接对话记录，但后续的叙述显示，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深刻，形容对方为严肃、内敛且坚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的互动逐渐增多，李宗仁经常访问总司令部，蒋介石则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慷慨提供给李宗仁所需的军事物资和资金，包括1000支步枪、4挺重机枪以及2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此外还有20万元的军事资金支援。 不久，蒋介石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筹划北伐计划。在此期间，他强烈推荐白崇禧担任北伐军的代总参谋长，显示了他对桂系军官如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和信任。 此外，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亦逐步加深，他甚至提议两人结为异姓兄弟，这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是一种加强彼此政治盟友关系的表现。 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也随着北伐的推进逐渐显露。1926年末，随着革命力量的膨胀，蒋介石开始对中央的权威产生挑战，尤其是在南昌与武汉的迁都之争中，他坚持要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违背了国民党中央的决议。 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遭到严峻挑战，他的多项重要职务被撤销，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这一决定标志着蒋介石在党内的军事独裁地位被动摇，同时也预示着国民党内部日益尖锐的派系分裂。 此时，蒋介石控制的军力相对有限，只能依靠第一军及一些组织杂乱的反正部队，与武汉派系的军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想到了李宗仁，两人不久前刚刚结为异姓兄弟，并在反共立场上达成高度一致。李宗仁对武汉派系的某些行为持批评态度，这使得蒋介石将他视为潜在的重要盟友。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意识到李宗仁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多次派遣代表如徐谦、顾孟余等前往游说李宗仁，希望他能够加入反蒋阵营。然而，李宗仁坚持其立场，认为更换领导人将对北伐大业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批评武汉派系忽略了北伐的整体利益。 随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的矛盾。在龙华召开的反共会议上，李宗仁与吴稚晖等人提出了弹劾共产党的议案，并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即将到来的反共政变造势。 这一时期，李宗仁还采取了强硬措施，如迫使第二军撤至浦口，缴械了第六军第十九师等被视为倾向共产党的部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标志着反共、反革命的全面爆发。 随后在广西、广东等地区，蒋介石、李宗仁及白崇禧等人继续展开清党行动，血腥镇压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这些举措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李宗仁由于在清党反共行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 随着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在南方逐渐壮大，蒋介石对此保持警觉，尽管如此，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各方势力的纠葛仍不断测试着双方的策略与忍耐。 李宗仁在多个关键时刻表现出对蒋介石要求支援的冷漠态度，尤其是在蒋介石面临来自武汉军方和北方军阀的双重压力时。 1927年，蒋介石提出调动兵力以应对武汉方面的威胁，李宗仁却回应说北洋军阀才是主要敌人，对武汉的内斗可以暂时放置一旁，这一态度使蒋介石感到深深的失望。 同年，孙传芳与张作霖联手在北方向南发动攻击，频繁在津浦线取得战果，而蒋介石未能获得桂系的有效支援，被迫独自带领四十军反攻徐州，但未果，反而导致长江北岸地区的失守。 军事和政治的压力令蒋介石不得不重复向李宗仁求援，尽管如此，李宗仁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提供帮助，并通过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开表示合作意向，同时与武汉方面的唐生智通信，批评蒋介石牺牲党国大计以维护个人地位。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1927年8月，他发布下野通电，表明其政治生涯面临严峻挑战。然而，这一下野仅持续了三个月。1928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了其在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实权重聚。 蒋介石在使用桂系力量统一北方之后，感受到非嫡系军事力量的威胁，决定削弱这些力量。1929年，他启动了编遣会议，旨在削减桂系等地方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