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张艺谋花 2 万 5 买《活着》电影版权，想让葛优演福贵，葛优拒绝，母亲骂他：张艺谋的电影，免费也得演！葛优：给我 70 万片酬就演！张艺谋：好！ 1992年，中国电影界正处于变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张艺谋凭借《红高粱》《菊豆》等电影，已经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 这一年，他将目光投向了余华的小说《活着》。这部小说以平凡人的悲苦命运为主线，讲述了福贵的一生，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透视出人性在极端困境中的挣扎与坚韧。 张艺谋以25000元的价格从余华手中买下了小说的改编权，这是当时电影版权购买中的一个高价，也彰显了张艺谋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想要把这样一部宏大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他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演员来诠释福贵这一角色。当时，葛优因主演《大撒把》《顽主》等影片崭露头角，但尚未达到家喻户晓的地位。张艺谋第一时间想到葛优，希望他能饰演福贵。 葛优仍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低头喝了口茶。张艺谋并不急着施压，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活着》的剧本，递给葛优，说：“你先看看剧本，再决定吧。”葛优接过剧本，随手翻了几页，没有多说什么。 几天后，葛优再次与张艺谋见面。他一边叹气一边说：“我看了剧本，这个角色确实写得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太沉重了。”张艺谋不甘心，反问道：“沉重的角色难道不更能考验演员的实力？你难道不想在电影里塑造一个能被记住的角色？”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葛优的母亲插手了。那天，葛优回家时，母亲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节目中正在播放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红高粱》。 母亲一看到葛优进门，立刻关了电视，开口质问他：“听说张艺谋找你演电影了，你为什么不演？”葛优一愣，随口敷衍道：“妈，那个角色不太适合我。”然而母亲却瞪着他，大声说道：“张艺谋的电影，不要钱也要演！这是好机会，你怎么能错过！” 母亲的这番话，像是一记重锤敲在葛优心头。他不再争辩，只是皱着眉头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根烟。几天后，葛优带着半是玩笑、半是试探的语气对张艺谋说：“要不这样，给我70万片酬，我就演。” 当时70万是个天价数字，比葛优以往的片酬高出数倍。葛优以为这会让张艺谋打消念头，却没想到张艺谋二话不说，拍着大腿答应了：“行，就这么定了！” 签约后，葛优开始进入角色准备阶段。张艺谋要求他先减重，因为福贵在故事的前半段经历家道中落，最后饱受贫困与疾病折磨，这些都需要通过外形来表现。 葛优起初并不适应，他爱吃火锅，爱喝啤酒，但为了角色，他戒掉了所有高热量食物，每天只吃清水煮菜和少量的米饭。几周后，他的脸瘦得下巴都尖了，整个人的气质也变得更加贴近福贵的形象。 电影《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但张艺谋对故事进行了精炼和改编，使其更适合影像叙事。影片以福贵的一生为主线，从富家子弟的挥霍到家道中落后的苦难人生，再到晚年独自生活的孤独，展现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生存的智慧。 葛优饰演的福贵，巩俐饰演的家珍，两人用细腻而深刻的表演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福贵是电影的灵魂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悲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莫过于福贵输光家产后的绝望，那一刻，葛优完美呈现了一个人从云端跌入谷底的破败感。这个镜头没有多余的台词，也没有夸张的肢体动作，仅靠葛优眼神的变化和面部的微表情，就足以让观众感受到命运对福贵的嘲弄与压迫。 《活着》不仅仅是福贵的个人命运史，更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的缩影。福贵的一生，从战争年代到土改运动，再到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映射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通过福贵的经历，电影揭示了人性在苦难中的坚韧与希望。 电影《活着》在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斩获评审团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等七项大奖，使张艺谋在国际影坛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部电影却因题材敏感和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而遭到国内封禁，长达26年无法在中国上映，成为张艺谋导演唯一一部被封禁的作品。 虽然遭遇了审查制度的阻碍，但《活着》并未因此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葛优凭借福贵一角，真正成为中国影坛的实力派演员，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他演艺生涯中的巅峰之一。巩俐同样凭借在片中的表现，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电影的经典台词、深刻主题和感人至深的镜头，一直被影迷们津津乐道。 26年后，《活着》依然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它不仅记录了历史的沉重，也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意义。正如影片所传递的主题：活着，不仅仅是承受苦难，更是对生活的坚韧与热爱。张艺谋和葛优的合作，成就了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而福贵的故事，则成为无数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