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中，侥幸漏网的国民党将领有： 孙元良，16兵团司令，逃台湾后赋闲。 李弥，13兵团司令，逃台湾后任云南所谓的反共救国军司令，统领在缅甸的残军。 胡琏，12兵团副司令，逃台湾后任陆军副司令。 熊笑三，第2兵团第5军军长，逃台湾后被撤职。 高吉人，第2兵团70军军长，逃台湾后任第5军军长。 伊俊，12兵团师长，逃台湾后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马安澜，第2兵团团长，逃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赵志华，第2战车团团长，逃台湾后任装甲兵副司令。 王多年，71军参谋长，逃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李文，第9兵团司令，逃台湾后赋闲。 石觉，第4兵团司令，逃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凭借着出色的战略围歼了大量国军主力部队，其中包括国军的王牌部队。 然而，尽管如此，战役中国军的52军成功逃脱。 52军在战时被视为仅次于五大王牌军的强悍部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多个战场上取得过显著的战果。 战役的关键时刻，52军的指挥官刘玉章凭借机智果敢，决定率军从营口撤退，并最终成功乘船逃脱。 尽管52军在辽沈战役中逃脱，但解放军的战略依然对其形成了压制。 在上海战役中，52军再次与解放军交锋，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然而，解放军在三大战役的收尾阶段，仍需要面对这些未曾完全清除的敌人。 紧接着，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剿总”部队被华东野战军合围在了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 杜聿明不得不召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位兵团司令商讨突围计划。 三位司令在会议中提出，必须趁敌军围困不完全严密时组织突围。 邱清泉表示，自己所属的第五军将负责打头阵。 然而，杜聿明始终犹豫不决，直到邱清泉打电话给他，再次表态坚守阵地的想法，最终决定放弃突围。 邱清泉继而联系了李弥，李弥也支持了这一意见。 然而，当杜聿明准备与孙元良沟通时，孙元良在返回兵团后，虽然已经参与了会议讨论，但他并未遵守指令，反而以迅速组织突围为己任。 他果断切断了与上级的通信联系，关掉了电台。 突围计划的执行混乱无序，许多兵员未能顺利突围，有的甚至被华东野战军击败。 孙元良的举动引起了邱清泉的愤怒。 当孙兵团开始溃败时，邱清泉和李弥也利用这个机会，收编了孙兵团的残兵，孙元良的兵团在一个晚上彻底覆灭。 在孙元良兵团的覆灭之后，杜聿明心情沉重，但也因局势所迫，不得不接受了邱清泉和李弥的做法。 由于他在此时无法有效指挥这两个兵团，最终只能听从他们的决定。 不久后，杜聿明接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发来的电报，指出黄维兵团已经遭遇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与邱清泉、李弥召开会议，讨论突围事宜。 邱清泉虽然心情沉重，但依然否决了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提出的突围方案。 在一番激烈争执后，邱清泉决定暂时不行动。 随后几天，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等人再次会商，解放军首长送来了一封劝降信，但邱清泉直接将其烧毁。 此时，邱清泉的态度变得愈加激烈。 进入1949年，邱清泉情绪变得愈加悲观，甚至开始沉迷于饮酒和跳舞。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等人再次讨论突围问题。 邱清泉与熊笑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计划仍未能够按原定时间执行。 1月，突围计划如期进行，然而邱清泉和李弥很快各自分道扬镳，各自行动。 邱清泉在突围过程中由于混乱而遭遇流弹击中，最终死于逃跑途中。 与此同时，李弥并未立刻加入到集体突围行动中，而是选择了单独行动。 9日，他决定不再等待，带领少数亲信前往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的驻地。 在这里，他原本准备与部队一起坚守，此时他决定再次转移至更加安全的位置。 夜间的动荡让李弥无处安身，他意识到，自己只能依赖投降这一方式寻求生路。 此时，他对手下做出了请求，希望他们代为投降。 周藩，李弥的老部下，理解了他的意思，并在稍后带领部队向我军投降。 而李弥则借机换上普通士兵的衣服，趁乱逃脱。 逃脱后的李弥并未被立即追捕。 此后，他如同许多其他逃脱的国民党将领一样，继续在西南一带活动。 平津战役中，解放军成功包围了北平，25万国军虽然困守其中。 就在此时，解放军和国军展开了和谈，而在谈判过程中，傅作义决定将包括李文和石觉在内的多个国军高层通过飞机送往南京。 许多从北平撤离的国军高层，后来在解放军渡江后期，特别是在西南战斗中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参考文献：[1]左双文.退台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的再解读——侧重陈诚的角度[J].社会科学研究,2011(2):148-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