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朱枫被捕。入狱后，她一心求死，就把随身携带的二两金子，分为四次咽进肚子里，眼看就要自杀成功，一个特务突然走了进来！ 朱枫家境富裕。 青年时期，她受到陈修良等革命青年的影响。 在她17岁时，她进入宁波女子师范读书。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朱枫与爱国青年朱晓光结为夫妻。 在浙江镇海，朱枫不仅领导青年参与爱国集会，还通过集体朗诵《满江红》等诗篇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她还创办了“抗日宣传小分队”。 为了支持抗战，她将自己的嫁妆、父亲的金石字画等贵重物品变卖，将所有的款项捐赠给抗日团体。 随着浙江沦陷，朱枫与丈夫辗转流亡，在上海、武汉、桂林等地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1944年，朱枫和丈夫调回上海，她的任务是通过新知书店和同丰商行，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协助提供情报。 1944年，朱枫的秘密工作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书店被查封，她本人也被逮捕。 面对严刑拷打，她没有吐露丝毫情报。 最终，她被释放。 1945年，朱枫正式加入共产党，并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工作。 她为解放军采办物资、提供情报，积极掩护革命同志。 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败退，台湾成为了国民党的最后据点。 中共决定获取关于台岛的重要情报。 这一任务被交给了朱枫，她的亲人就在台湾，朱枫的身份极为适合执行这一秘密任务。 11月，朱枫乘坐“风信子”号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 她到达后，暂住在女儿家。 她的主要任务是与吴石将军接触，吴石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深受蒋介石倚重。 然而，吴石早已对国民党的腐败感到失望，在抗战期间，他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到了台湾后，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中共的联络员。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朱枫终于与吴石见面。 吴石将军带她来到家中的密室，打开保险箱取出了他搜集的情报。 她接到吴石将军的指令，携带资料，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香港，再转交至大陆。 她冒着生命危险，在基隆码头与华东局的特别交通员成功交接。 然而，尽管这份情报的作用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延后。 中国的新政府不得不优先应对北方的局势。 朱枫继续为党组织传递重要情报，几个月里，她几度进入台湾，几度交付机密。 直到1950年，任务接近尾声，朱枫接到指令准备返回香港，回到大陆。 然而，就在她准备启程之时，老郑的叛变暴露了朱枫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蒋介石随即下令封锁所有进出台湾的交通通道，并开始大规模搜捕与朱枫有关的人。 危机之下，吴石将军亲自为朱枫开具“特别通行证”。 她于2月4傍晚飞抵舟山。 然而，保密局的特务紧随其后，最终，朱枫未能逃脱被捕的命运。 不久后，朱枫被押回台北。 她在台北的监狱中经历了极为严苛的审讯，甚至为了让她“服软”，特意安排她与女儿见面。 然而，朱枫坚决不向敌人屈服。 1950年，朱枫与吴石、聂曦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时年仅45岁。 60年后的2001年，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通过一本书中的照片首次见到了母亲的身影，心中激起了寻找母亲遗骸的愿望。 她通过台湾作家徐宗懋的帮助，试图寻找母亲的遗骨。 虽然初期的努力未果，但朱晓枫并未放弃。 2005年，徐宗懋通过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林正修，获得了一个线索称朱枫的继女阿菊仍健在，住在台北的一个疗养院。 徐宗懋前往探访阿菊，但阿菊对朱枫的事情极为避讳。 她甚至否认了朱枫曾是她的继母。 然而，在徐宗懋提及阿菊的姐姐陈兰芳在北京的消息后，阿菊态度有所软化。 尽管如此，阿菊最终未能帮助找到朱枫的遗骸。 直到2010年，上海一位名叫潘先生的线索提供者称，在台北的“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中发现了一个疑似朱枫遗骸的骨罐。 在一番确认之后，朱枫的骨灰终于在富德公墓被找到。 经过各方努力，2010年，朱枫的骨灰罐在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的协助下，被送回大陆。 朱晓枫与家人早已在机场等候，母女重逢，那一刻，朱晓枫终于感到心中安慰。 参考文献：[1]肖舟.朱枫:黎明时倒下的红色女特工[J].档案天地,2009(10):4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