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军在败逃台湾前，到处抓壮丁。当时，19岁的栾心和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很早过世，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 所以，母亲让他白天上厢房的一个夹墙里藏着，只有晚上才敢喊他下来吃饭。有时候在夹墙里躲一天，饭也吃不上一口，下来后他就不愿意再上去。可母亲哭着求他再上夹墙里忍一忍，也许等抓兵的走了，就算躲过去了。 那个夹墙很窄，几乎藏不下一个人，他只有使劲在里面侧躺着，有时候躺得半边身子都麻木不听使唤，也不敢动一下。但是，就是这样他也没过，在一次下来吃饭时，被那些破门而入的人强行抓走。 栾心和他们被送到了海南岛，在那里守了6个月以后，才撤到了台湾。 那时台湾很穷，没什么吃的，每天除了训练便是训练，许多年纪比较小的兵受不了折磨，哭着嚎着要回家。他们这些人整天吃不上喝不上，还不断地有人得传染病，有的人受不了想家的折磨自杀了…… 刚到台湾的时候，军队里的士气特别低沉，上面虽然整天要求搞整编，搞训练，可下面的兵由于几乎都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在那样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人心涣散，人人思乡心切。夜深人静，经常听到打骂声，那是一些长官在惩罚那些悄悄盘算如何开小差返回家乡的小兵。 经过很严厉的整顿和几次肃清军纪，士兵们基本上没人再敢提“回家”两个字。就这样，栾心和在部队里一呆就是31年，最后做到了士官，50岁那年正式退役，才有了自由。 栾心和退役以后，没有了生活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尚难找个着落，对婚姻家庭就更不敢问津。更何况他们这些老兵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几乎连最底层的台湾人都不如，因为这里本地的人根本不认同他们。所以，就算有能力娶媳妇，也很难有称心如意的，有不少成亲后又因各种情况离婚的。 几经颠沛流离，终于，由于栾心和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还认得一些字，在台中市文化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他们三个老兵合租一套公寓，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只是晚上下班才凑到一起合伙做饭吃，生活费平摊，这样每个人的负担都会小一些。 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栾心和才真正有机会与家里联系。那时，他的一个同乡回去探亲，大家都托他给家里捎信，他也在别人写好的信后面缀上了自己的名字。 同乡回台湾以后，给他带来了家里的信儿，母亲在他走后不到20年就去世，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只剩下了弟弟一个人。 离乡几十年，第一次收到家书，这让栾心和几天几夜没合眼，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之子。“要不是因为我离开了那个家，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就离开人世，我的那个家现在还能叫个家吗?” 同乡们一个个与家里联系上，欣喜若狂地准备行装，启程回家。同乡来约栾心和一起走，他却迟迟拿不定主意。不是他不想家，不是他不想回家，只是他觉得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他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苦如何安慰他们，如何补偿他们。 老兵们一个个走了，一个个又回来，只有栾心和在台湾一个人飘来荡去…… 就在这时，一个返台的老乡给栾心和捎来了姐姐的信。姐姐那时也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为了找人给他写一封信，她走了很远的路，专门到镇上的学校找了一位老师。 姐姐在信里说:“弟弟啊，自从知道你还活着，我就到咱娘的坟上给她报了喜。我跟咱娘说，心和他还活着，他就要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我们左等右盼，人家出去的有的都回来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弟弟啊，姐姐的年纪大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姐姐也许就等不了你 了，弟弟，你为什么还不往家走啊，你还在等什么?” 栾心和如梦初醒…… 1989年，栾心和回到了家乡探亲。说是探亲，其实村里面除了弟弟一家，已经别无亲人。姐姐闻听他回来，马上让儿女扶着自己来看栾心和。去给母亲上了坟，栾心和开始真切地感受到母亲是真的离他而去了。 那些原来跟他一起长大的玩伴，如今已都是儿孙满堂，好不热闹。大家抱着孙子来看栾心和，都劝他在家乡找个人成个家。姐姐也张罗着要给他娶个妇，他劝姐姐别伤这个脑筋，这辈子已经打算一个人过下去算了。 姐姐流着泪说:“弟弟，只要姐姐还活着，说什么也要给你说上一门亲事，你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要是老了身边连个人也没有怎么办，我不给你操这份心，娘要是九泉之下知道了，会怪我这个当姐姐的呀。” 那几年，栾心和平均两年回一趟老家探亲，跑了七八年后，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想留在家乡不再回台湾…… 像栾心和这样一辈子没有成亲的老兵，很多人都是回来定居后，过继一个侄子做养子，成为生活的指靠。可他没有这个条件，弟弟家也有难处。后来，栾心和想通了，姐姐和弟弟都很高兴，千方百计地为他撮合起来。 1997年，栾心和和刘美玉结婚。这一年，他67岁，她51岁。他感叹:“我们俩都已进入暮年的人走在了一起，这场婚礼对我来说整整迟到了50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