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于没回家的游子来说，看着空荡荡的城市和大街，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充满浓浓的乡愁。 说到乡愁，那种惆怅，那种心境，如果要举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你会想到谁？ 老黑会想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元老、大名士于右任。 于右任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83岁时在病榻上写的那首乡愁诗《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描绘的乡愁意境，当你有了沧桑的经历，上了一定岁数，每到望乡之时，品读它，就像品一杯浓茶醇酒。 因为这样的心境，老黑想聊一聊“乡愁”里的于右任。 在老黑看来，于右任是西北苦窑里长大的奇才。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母亲赵氏是当年逃荒到三原的饥民，后经媒人说合，嫁给了以刻书为生的于宝文。婚后不久，于宝文为生活所迫，一直在外漂泊，赵氏生下于右任后不久，就染病死了，临终前，她将儿子托付给了妯娌房氏。 在于右任的人生中，房氏扮演了慈母的角色。幼年有慈母，这是于右任一生的幸运，60多岁时，于右任还经常提及房氏：“她爱护我的一片苦心和严肃正直的精神，我到今天还会常常在梦中看见。” 历朝历代，真正具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并不多，多的是拿道德文章博功名的功利书生，在老黑眼中，于右任就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真正具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他也是成名于此。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西逃。 10月16日，慈禧一行到达西安，陕西地方官强令地方绅士学子跪迎“圣驾”。 于右任当时22岁，那时他不仅认为慈禧当政是误国，而且深觉跪迎有辱读书人的人格，因此写了一批抨击时评的诗篇，其中就有借古讽今，矛头直指慈禧的《杨妃墓》——“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三原县令看到于右任逆诗，立即上报陕西巡抚。 1904年春，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就地处死。 当时，于右任正在开封，准备参加最后一次科举。 接到家人的密信，他连夜逃离开封，躲进了上海租界。 当年离乡，是乡愁的底色。 于右任以逃命的方式背井离乡，几十年后，回望这一幕，他怎能不去感慨。 远走他乡之后，于右任先后认识了两位人生贵人，一位是马相伯，一位是孙中山。 前者，让他走上了办学、办报之路；后者，让他加入了革命阵营。 于右任很早就开始留起大胡子，他的大胡子就是他“名士”的象征。在老黑看来，于右任不管是行文，还是弄武，身上的名士意味很重，这一点让他既不同于民国的文人政客，更不同于民国的武人枭雄，可以说，是独一份。 说到对家乡的情感，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曾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持陕政。这既是他衣锦还乡的阶段，也是他踌躇满志的时期。 因为这段历史，于右任的“乡愁”里不全是失意，它还包含着过往的辉煌。 所以讲意境，于右任的登高山，望故乡，不是凄凄惨惨，而是天地间大丈夫。 名士，做一个方面的总司令，终归是行不通的。 陕西靖国军失败之后，几经蹉跎，于右任于1931年被老蒋推举为监察院院长，并且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去世。 老蒋用人，有时候水平还是挺高的，将于右任按在这个位子上，就是一个例证。 这个位子，既可用其名士之名，又能束其作为革命元老的手脚。 在这个位子上，于右任谈不上得志，但名士风范，却是一览无余的。 讲两个让老黑印象深刻的例子。 1946年，国民党选举正副总统，于右任参加副总统选举，秘书问他：“右老，人家有金条收买代表，你到底拿什么跟人家竞选？” 于右任说：“别人用条子，我也可以用条子。” 于右任口中的条子，当然不是金条，而是他的书法。 竞选期间，他一共写了2000幅“为万世开太平”的字。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典型的名士人格与理想。 1964年，蒋经国作为老蒋“接班人”去看望于右任，并对于说：“许多人有于老的条幅，我却没有，可否题赠一条幅给我作纪念？” 于右任提笔写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蒋经国“求”得这幅字后，很高调地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有一种说法，于右任去台湾，是被两蒋挟持去的。 老黑认为未必。 因为真名士不侍二主，这是起码的。 在台湾，于右任虽然还是监察院院长，但实质上已沦为老蒋可有可无的点缀，官场上很失意，生活上中很清苦。 这一时期，于右任的乡愁是最浓烈的，也是最令人动容的。 乡愁，往大了说，是怀念故国；但往小了说，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一样，那就是怀念故人。 于右任离开家乡后，虽然又陆续娶了三位妻子，但对原配，他却一直是深情怀念的。 在台湾，他的保险箱里，除了举债的借条，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原配给他亲手缝制的一双布鞋和布袜，每年结婚纪念日，他都会将这两样东西取出来，睹物思人。 有人说，没有故人的故乡，是回不去的空故乡。 于右任的故乡，是真切的。 他最后以葬高山的方式来表达乡愁，在老黑看来，既宏大又深沉，是名士落幕最酷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