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有人告诉戴笠，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戴笠摇了摇头，说：“李时雨是我信任的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你们冤枉他了！” 1946年，国民党军统特务们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军统上海站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得到情报显示，军统少将李时雨竟然是中共的高级特工。他迅速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军统特务首领戴笠。 戴笠长期以来准确识破了许多地下党员的身份。 然而，在接到沈维汉的报告后，他却他自信地表示，李时雨不可能是共产党的人，因为李时雨此前为军统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很快就给上海方面回复了否定意见，指示不要对李时雨采取任何行动。 1949年，李时雨从香港返回北京，身穿解放军军服，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高级干部。 李时雨，在少年时进入了兴隆镇南校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政法大学。 大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学院的地下党员张敬载、林枫等人的帮助下，李时雨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被党组织指派潜入东北军，他顺利进入了西安西北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在这里，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 西安事变爆发，虽然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四分五裂，但李时雨依然坚守岗位。 党组织派他前往天津执行任务。 在天津，李时雨成功掩护了冯骥等党内重要人员，还在汪伪政权的“庆典”上假扮支持者。 1941年，汪精卫亲自委任李时雨为天津市常务委员，并邀请他参与北方大区的会议。 李时雨通过这次机会，深入了解了汪伪政权的结构。 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因被安排进入汪伪政权工作，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怀疑。 日本方面以李时雨的妻子为突破口，对李时雨进行严密监视。 孙静云在东京被秘密逮捕，遭到酷刑逼供。 在监禁中，孙静云始终未透露。 然而，李时雨也意识到，若继续如此公开地与汪伪政权高官保持密切关系，迟早会暴露其真正的身份。 李时雨找到了陈公博，恳求他为孙静云解围。 陈公博为其出面，孙静云得以迅速获释。 李时雨与陈公博一同前往日本进行访问。 在日本，他亲眼见证战时工厂中女人们的劳动情景。 李时雨在担任汪伪政权秘书处主任后，所有汪伪政权的机密文件，都需要经过他的手。 新四军能够提前规避伪军的“清乡”行动。 在1942年，汪伪政权任命他担任军法处处长，并授予了他少将军衔。 李时雨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迟早会暴露。 中共中央鼓励李时雨继续在汪伪政权内部进行渗透。 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陈公博接任了汪精卫的职务，而周佛海则将重心转向了上海。 尽管陈公博希望将李时雨留在南京，但周佛海同样看中了李时雨的才能。 李时雨意识到，汪伪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后，李时雨为中共提供了一份包含大量卖国汉奸名字的名单。 在随后的清算中，李时雨成为了军统的重点人物。 他被任命为上海军统第二站站长。 利用这一职务，他并成功收集到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一次，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联络点，那里存有关于李时雨的资料。 然而戴笠始终对李时雨充满信任。 戴笠因空难去世后，沈维汉借机推动了对李时雨的彻查。 特务们将李时雨逮捕，李时雨在狱中始终坚称自己无罪。 最终，上海高级法院仅判处他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李时雨终于在1949年得以脱身，他逃往香港，并随后被带到北京，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 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钱壮飞他通过妻弟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他携家人迁往上海，并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的上海营业处工作。 钱壮飞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并被调任南京，成为国民党中枢特务机关调查科的机要秘书。 钱壮飞在上海的国民党公安局内布置了一个“假中共活动点”。 当国民党侦缉队长前来搜查时，他们故意让敌人得知线索，待敌人上钩之后，便让他们扑空。 1931年，周恩来等人正准备进行紧急撤离，而钱壮飞得到了关于顾顺章叛变的情报。 若无钱壮飞的及时反应，党内不少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可能早已命丧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之下。 然而，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渡过乌江时，钱壮飞神秘失踪。 许多党史专家认为，钱壮飞极有可能在贵州金沙县一带为党殉职。 经过多次调查，贵州省党史研究部门逐步确定，钱壮飞很可能因与红军掉队而在金沙县的堰田岩一带被土匪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