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主席接见钱学森，并问道：“我们的导弹能打到夏威夷吗？”钱学森的回答让所有人震惊。
1955年10月8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重返中国，并迅速展开为期两月的实地考察。他深入北京及东北地区的多所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工厂，全面了解并评估了中国在航空工业基建方面的现状与潜力。 钱学森的考察不仅为他日后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参观哈尔滨的军工企业，结束后与陈赓大将进行了一次重要对话。陈赓大将急切地询问中国是否有能力发展导弹技术。 对此，钱学森信心满满地回应，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追赶甚至赶超国外的先进技术。这一肯定的回答极大提升了中国军方及政府在导弹研发上的信心，钱学森因此被视为中国导弹研发计划的关键人物。 然而，当钱学森首次与毛泽东主席会面时，两人的谈话并未涉及导弹或军事技术，而是聚焦于物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毛泽东表达了对原子物理的看法，提出了基本粒子可能还能继续分割的思考，这一观点虽与当时的主流科学理论相左，但也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理论与哲学思考的深入交流。 到了1956年1月25日，钱学森受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国的农业发展规划。会议原计划仅持续一个下午，但由于与会者讨论热烈，不得不延长至晚上。在晚餐时间未安排的情况下，与会者简单食用点心继续会议。 会议间隙，毛泽东特地找到钱学森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交流，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粒子的可分性问题。尽管毛泽东未经过专业的物理学培训，但他的观点对钱学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后来在科学界得到了验证，即基本粒子确实可分，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更多粒子结构的细节。 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在一次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对中国科研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见解。他基于个人的工作经验，认为中国若能将辩证唯物论应用于科学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解，对新环境和新事物保持敏感，将能迅速培养出积极的科技工作者。 钱学森的科研生涯中，一件重要的事件是在苏联专家撤离后，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自力更生达到重要的科技突破。 当日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宴会，以表彰钱学森的贡献。钱学森原本前往37号桌，却被工作人员引领至宴会的核心位置——第一桌，并发现其座位安排在毛泽东的右侧。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右侧为尊，这一细节象征了钱学森在国家科技领域的重要地位。 仅仅两周后，钱学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导弹研制的方向，草拟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该文件由周恩来转交毛泽东审阅，并很快得到了实施。这份文件为中国的导弹研发和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会见了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三位科学巨擘。在此次会议中，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导弹研究项目提出了更高的战略要求，即发展防御系统以增强国家安全。 此次对话激发了钱学森对反导弹系统的研究。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钱学森于3月23日组织建立了专门的“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旨在开发可以拦截并摧毁来袭导弹的防御技术。 尽管中国当时还没有研制出完整的反导系统，但此次研究确实攻克了多个技术难题，为中国的导弹防御技术奠定了基础。 1964年底，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为了庆祝这一里程碑事件，毛泽东破例于12月26日，自己71岁生日当天，举办了一场生日宴会，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以生日名义举办的宴会。宴会的费用由毛泽东自己的稿费支付。 与会的宾客包括了部分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共有30余人，分三桌就坐。钱学森被毛泽东特意邀请到了主席桌，并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在宴会上兴致勃勃地分享了中国在原子弹和火箭技术上的成就，并对钱学森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具备核武器、导弹和人造卫星技术——即“两弹一星”能力的国家。自1955年钱学森归国，不足两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进步令世界瞩目。 在毛泽东和钱学森的最后一次公开交流中，毛泽东嘱咐钱学森深入群众，进一步将科技成果服务于人民。毛泽东逝世后，钱学森在其追悼会上深情回忆了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支持和指导，表达了对伟大领导者的无限敬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