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一天他给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下达了停止追击令。 当时孙立人率领的国民党新一军等已渡过松花江，攻占陶赖昭桥头堡，兵锋直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所在地哈尔滨。 孙立人在1946年1月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总长会议，期间国内的新一军在秦皇岛登陆。 但由于部下的指挥失误，新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远未达到预期。 蒋介石不得不急电召孙立人回国。 孙立人火速返回，抵达南京后直奔军部制定攻击计划，并亲临前线慰问士兵。 孙立人率领的部队首先突破了四平东南的高地，紧接着攻下了五顶山，并最终在5月18日晚夺取了塔子山。 此时对手的部队尽管进行了多次反击，却始终未能夺回失地。 四平被新一军攻占，对手的部队在孙立人的强势攻势下开始撤退。 随后，孙立人继续追击，不仅迫使对手放弃了公主岭的防守，还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攻占了长春市。 到5月底，孙立人的部队继续北上，先后攻克了松花江南岸的重要关卡德惠和农安。 国际形势的干预迫使新一军暂停进攻，此后不久，新一军在接下来的月份里进行土改，并吸引了大量农民青年参军。 孙立人的对手率领大军南下，发起了对德惠的猛攻。 孙立人调集了三个团的兵力进行反击，迅速打破了对方的围攻。 在松花江北岸，孙立人发现了一个由日军建造的陶赖昭桥头堡，内部储备了大量的物资。 因此，孙立人命令149团第2连的连长郑明发驻守此地。 1946年底，共军在德惠战役中尝试夺取桥头堡，但孙立人拒绝撤回驻守部队，令郑明发坚守，共军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未能成功，最终撤回到松花江北岸。 1947年3月，共军再次发起攻势，在靠山屯地区，共军先后包围了国军的几个重要阵地。 杜聿明见形势不妙，紧急调动多个师增援，但进展缓慢。 特别是新一军30师的师长唐守治，在迂回前往增援时采取了过于谨慎的路线。 杜聿明对唐守治的迟缓行动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在回到长春后的军事会议上要求撤职唐守治。 孙立人在会议上为唐守治辩护，此事最终被上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对孙立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将唐守治撤职，并调整孙立人的职位。 1947年4月，孙立人离开新一军的指挥职务，将职责交由潘裕昆师长，随后前往南京述职，之后被调至沈阳。 同年7月，蒋介石进一步将孙立人调离东北，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 11月，孙立人前往台湾凤山。 孙立人的父亲孙熙泽曾是清朝的举人，他在父亲的影响下，早年在德国教会办的学校学习，掌握了德语。 1912年他的父亲被任命为中华大学副校长。 孙立人后来远赴美国，先后在普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再在弗吉尼亚军校深造军事。 归国后，他由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赏识，指派他负责税警总团。 由于他并非出自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加之其留美背景格格不入，孙立人却始终受到蒋介石的猜忌。 1955年，孙立人被政治斗争牵连，失去了总统参军长的职务，之后更是被蒋介石父子囚禁。 1956年后，孙立人从台北市被迫迁至台中市向上路的一处宅邸，此地被严密看守。 孙立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只能与家人相依为命。 1920年，孙立人与龚夕涛结婚，当时他们都还是学生。 孙立人在清华大学求学，而龚夕涛曾经在济南和天津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 龚夕涛以其贤惠孝顺赢得了公婆的喜爱，而孙立人则是周末回家与妻子团聚。 然而，1923年，孙立人赴美国深造，而龚夕涛却陷入了传统儿媳的生活模式中。 孙立人在国外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日益现代化，而龚夕涛则更多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1928年孙立人回国后，尽管夫妻俩重新同住，但已经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孙立人的思考更多地在于国家大事，而龚夕涛则依旧是家庭日常。 孙立人开始频繁出入舞厅。 在南京任职期间，孙立人结识了张晶英。 张晶英不仅外表出众，还具有多项体育才能。 孙立人决定与张晶英结婚，孙立人父亲对这段关系表示强烈不满。 尽管与张晶英结婚后幸福，但他们面临着无法生育的问题。 在多次求医无果后，张晶英转而寻求宗教的慰藉。 张晶英计划为孙立人寻找合适的伴侣。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张美英成为了孙立人家庭的一员。 张美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家庭妇女。 孙立人被软禁期间，张美英不得不变卖一些家中的贵重物品，并且利用种植蔬菜、养鸡等方式补贴家用。 张美英经常骑自行车到市场上去卖蛋和蔬菜，有时候还要亲自摆摊。 孙立人深知自己的政治身份可能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影响，尽管面临经济压力，孙立人依旧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在他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期间，他从不挥霍公款，家中的饮食也极为简单，甚至在有客人到访时，餐桌上的食物都显得不足。 孙立人的子女也逐渐长大。 孙中平在美国深造并成功进入IBM工作，孙安平和孙天平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