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被追捕数年的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仍是下落不明。为了抓住这个罪大恶极的大特务，重庆公安局部署警力拉网式搜查。 1955年的春天，重庆市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公安局正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拉网式搜查行动，目标直指失踪多年的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这个手上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刽子手，在重庆解放时突然销声匿迹，让追捕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然而，所有的突破都源于一个看似普通的举报。早在1953年秋天，四川南充县青居区的普选工作中，一位名叫杨大发的农民引起了基层干部的注意。这个自称来自广安县的贫农，在当地生活了将近四年，但他的来历却经不起推敲。区普选办公室向县公安局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 接到报告后，南充县公安局立即派人进驻村里展开调查。通过走访群众，一个个疑点逐渐浮出水面：这位＂贫农＂初到村里时，不仅衣着光鲜，还戴着名表，出手十分阔绰；他的妻子有着城里人的习性，经常烫发；虽然自称不识字，说话却很有文化底蕴；在夜校学习时，过人的记忆力也与其＂贫农＂身份格格不入。 更令人生疑的是，当地公安机关通过与广安县核实，发现根本查无此人。一位村民还提到，杨大发曾在县城住店时，因无钱付账而发生争执，说话间流露出一股傲慢和威胁的语气，这与他平日在村里谦逊的形象大相径庭。 调查持续了三个多月，期间一封来自村民滕志远的检举信为案件带来重大转机。信中提到，杨大发经常向他透露一些敏感信息，包括解放前在川西的活动经历，以及成都解放时曾计划飞往台湾的细节。这些线索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案件很快上报到省公安厅。 专案组随后转战重庆，从杨大发妻子的身份开始深入调查。通过查阅历史档案，终于确认其妻子田德俊的丈夫正是杨进兴——那个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担任看守长的特务分子。但要确认杨大发就是杨进兴，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为了获取杨大发的照片，专案组巧妙地策划了一次劳模集体拍照活动。当照片送到已被捕的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面前时，他立即认出了杨进兴的真实身份。至此，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位表现优异的互助组长杨大发，正是潜逃多年的要犯杨进兴。 1955年6月的一天，专案组精心设计了一个周密的抓捕计划。他们以区里开会为由，邀请杨大发前来交流农业经验。当他放下行李的那一刻，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他条件反射般的回应，恰恰印证了公安人员的判断。就这样，这个隐藏了近六年的要犯终于落入法网。 1949年8月24日，当时的局势已经风雨飘摇。蒋介石抵达重庆后，立即召见了警备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毛人凤，下令处决被囚禁在贵阳的杨虎城将军一家，为西安事变的旧仇讨还。 三天后，毛人凤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松林坡戴公祠行刑，且特意选择了用匕首代替枪支，以确保行动的隐蔽性。9月5日，他们以蒋介石召见为名，将杨虎城将军等人从贵阳骗至重庆。随行的还有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夫人徐丽芳和谢葆真，以及几位年幼的子女。 当晚的戴公祠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行凶者首先袭击了杨拯中，紧接着杨进兴等人对杨虎城将军痛下杀手。为了掩盖罪行，他们还用镪水毁坏死者面容，将遗体秘密掩埋在花园的花台内。这场惨案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真相大白，杨将军的遗体也终于得以归葬西安。 在革命胜利的前夕，杨进兴精心策划了他的逃亡路线。他选择了四川南充这个偏僻的农村地区，认为这里远离都市，便于隐藏。1949年12月的一天，他带着妻子和女儿，装扮成生意失败的商人，出现在了青居乡。 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杨进兴编造了一个可怜的身世。他谎称自己是去成都做生意时遭遇国民党散兵抢劫，一贫如洗。这个说辞成功博得了村民的同情，特别是热心的滕明清一家，不仅给予他们食宿，还帮助他们在当地安顿下来。 在农村生活期间，杨进兴刻意塑造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形象。他参加土改被划为贫农，在各项农村活动中都表现积极。无论是担任互助组长，还是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他都做得格外认真，甚至多次受到表扬。然而，这完美的伪装下却藏着违和的细节：他虽然伪装成农民，但举手投足间总是难掩城里人的习气。 在长达六年的潜逃生活中，他与其他特务分子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点在他后来的供述中得到证实。他们约定了秘密联络的暗号和地点，准备伺机前往台湾。但随着新中国的稳定发展，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