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冉益智叛变，供出了罗广斌。得知他是共产党，特务头子因怕罗广斌哥哥是中将，提前打了招呼，避嫌不敢得罪 1948年，解放战争正酣，国共双方的斗争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在重庆这座革命的山城里，地下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秘密运转。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叛变让整个川东地下党网络陷入空前危机。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叛变，犹如一把利刃，切开了地下党斗争的隐秘外壳，敌人的搜捕随之而来，而他供出的一个名字更是让特务们焦虑不安：罗广斌。 1948年4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在北碚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 冉益智早年参加革命，曾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但在特务的审讯室里，他没能坚守住信仰。 连续多日的疲劳审讯、强光照射和恐吓威胁，伴随着荣华富贵的诱惑，彻底摧垮了他的意志。 当天，冉益智便叛变了。他不仅供出了刘国定、许建业等地下党核心成员的身份，还将沙磁区、北碚区以及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大量情报拱手交出。 短短数日，重庆地下党网络遭受毁灭性打击。许建业被捕后牺牲，刘国定则在被捕当天选择叛变，与冉益智争相出卖同志。 大规模搜捕持续了数月，共133名地下党员被捕，53人被杀害，包括后来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竹筠。 冉益智的叛变不仅是一场组织危机，更是对革命信仰的背叛。他因出卖组织，被国民党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彻底沦为特务头子的帮凶。 冉益智叛变后，罗广斌的身份随之暴露。彼时，他正以教师身份在川东秀山中学开展地下工作。 罗广斌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哥哥罗广文更是国民党嫡系将领，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然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并未让他退缩，他毅然选择投身革命，成为地下党的一员。 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得到罗广斌的情报后却犯了难。抓捕这样一位中将的弟弟，无异于拿着火把玩干柴。为了避免引发高层震怒，徐远举决定给罗广文打个招呼。 他在电话中冷冷地说道：“你的弟弟罗广斌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电话另一头，罗广文陷入沉思。 兄弟亲情固然重要，但自己的仕途更是不能受影响。他最终说道：“秉公处理吧，只求能留他一条命，告慰父母。” 罗广斌被捕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监狱。刚开始，特务们忌惮他的身份，选择劝降策略。他们安排冉益智出面，希望用昔日同志的“现身说法”来动摇罗广斌的意志。 然而，面对叛徒，罗广斌的目光中只有鄙夷，他坚定地回答：“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套出任何东西！” 然而，敌人的残酷无情仍在继续。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特务们在1949年11月下达屠杀命令，大批革命志士牺牲于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屠刀之下。 江竹筠被竹签刺指，受尽酷刑，但她始终未吐露半句党组织情报，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忠诚。 冉益智的叛变并非孤例。在重庆地下党网络遭到重创的同时，另一名叛徒蒲华辅也在特务的胁迫和诱惑下选择背叛。 他供出了80余名地下党员，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然而，蒲华辅的妻子并未因此妥协，她迅速销毁了重要情报，并通知同志们及时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49年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试图通过罗广斌“求情”，但罗广斌断然拒绝。冉益智最终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1949年11月，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罗广斌所在的渣滓洞即将迎来最后的血腥杀戮。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凭借智慧成功策反了看守杨钦典。 在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和其他18名同志成功脱险。他将狱中同志嘱托的两万字报告完整带出，为党组织提供了珍贵的斗争记录。 解放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还完成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革命先烈的事迹，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灯塔。 冉益智的叛变和罗广斌的坚守，揭示了在生死考验面前，人性与信仰的巨大差异。亲情的拉扯与革命大义的碰撞，也让我们看到革命年代中个体抉择的复杂性。 然而，无论是江竹筠的英勇牺牲，还是罗广斌的顽强抗争，都以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信仰，不会被恐惧和诱惑击垮。 1948年的这场斗争，尽管充满血腥与牺牲，却点燃了希望的火焰，为新中国的诞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这段历史，也将永远激励我们铭记烈士们的无畏与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