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9日，汤恩伯来到江阴要塞视察。在要塞司令戴戎光等人的陪同下，汤恩伯先到了黄山炮台，他用望远镜看了北岸，21军145师正在修筑八圩港一带的工事，他问炮台火力能不能有效地支援。 炮台总台台长唐秉琳马上打开随身带的“火力配备图”报告，汤恩伯一面听一面点头说：“好！好！”然后向东视察各个炮位，似乎比较满意。 到了东边大台视察所里，汤恩伯指示戴戎光说：“大口径重炮火力配置得不错，小口径炮部署在半山腰上，这不好，要直接靠浅水配置，打木船就方便了。步兵防御工事还未动手，要赶快修好。”视察完炮台后，汤恩伯匆忙赶回无锡去了。 汤恩伯视察后不久，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兼江苏省主席丁治磐也来视察。丁治磐提前没有告知，是悄悄来到要塞的。戴戎光见丁治磐来得突然，有些疑惑，但因指挥关系，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 丁治磐仍由戴戎光和唐秉琳陪同，从西到东看一遍。在总台指挥所，丁治磐问戴戎光兵力布置和作战方案的情况，戴戎光说不清楚。丁治磐脸色露出不快，又转问唐秉琳。唐秉琳拉开幕布把火力配备图、测地要图、目标指示图、协同计划等一一汇报。 丁治磐接着又视察其余各台，转到了黄山背后，对戴戎光说：“我已三令五申叫你们加强工事，可现在还是一动未动。” 戴戎光解释说：“总座（指汤恩伯）说给我们活动堡垒，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要木料没木料，要人没人。”一句话把丁治磐顶了回去，这次视察不欢而散。 1949年4月初，汤恩伯由第123军军长顾锡九陪同，再次来到江阴要塞。晚上，汤恩伯一行来到城内的要塞司令部，又叫来了第21军军长王克俊。 晚饭后，汤恩伯、顾锡九、王克俊、戴戎光召集了要塞的几个团长一同在作战室开会。汤恩伯作了一番动员后，问准备得如何？顾、王、戴作了汇报。汤恩伯又说：“兵力确实不足，要向总裁建议调台湾新军来加强。” 接着，汤恩伯用手指着地图说：“我已要52军刘军长（刘玉章）将主力从苏州向常熟方向推进，策应123军；54军从常州向东靠，以策应21军。”汤恩伯认为，八圩港桥头堡有要塞炮台的火力掩护，没有问题。之后，汤恩伯又提出，狼山桥头堡炮兵火力薄弱，123军要把师属炮兵多调过去一些。 最后，汤恩伯说：“要塞工事不要指望活动堡垒了，应就地取材，自己征用。”讲完后，汤恩伯便要离开，说还要到芜湖方面去，他边走边指示戴戎光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块，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塞，越快越好。 从一系列视察和汤恩伯的迫切心情看，江阴要塞的炮台总台台长唐秉琳、要塞工兵营长唐秉煜、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等地下党员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估计解放军的渡江就要开始了。根据汤恩伯布置的任务，唐秉琳等人向戴戎光建议，尽快向港口司令部领款征得木材后去变卖。领款时来个宣传，装做要沉船的样子，但一砖一石也不往水里扔，戴戎光没有怀疑，表示同意。 为了确保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唐秉琳等人向解放军第10兵团提出，能否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江南来加强力量。10兵团很快就决定派遣4名骨干，他们是李干（团级干部）和3位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为加强联络，还专门派了侦查科长王澂明携带一部电台设在江北新港，每天由交通员将要塞的情报送到江北，再发往总部。 李干等4人到达江阴后，吴铭（之前派到江阴要塞的地下党联络员）和唐秉琳和唐秉煜、吴广文等人商量后，决定把李干安置在唐秉琳身边当勤务兵，王刚在炮台当兵，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徐以逊在守备总队。李干等人到江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4月17日，美军顾问视察江阴要塞的炮台后，提出建议让缩短防线。唐秉琳等人讨论后，认为这个变化对解放军渡江影响不大，因为5公里长山过去一直没有修工事，21军在山上也无法防守，如能按期渡江，对解放军登陆不会有大的影响。 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经过商议，制定了起义计划：解放军在江北发动渡江炮击后，江阴要塞在江南燃3堆大火作为接应信号，这事具体由徐以逊负责；联络记号是在左臂上加一白布条；当天口令为“上海部队”；要塞的全体地下党员都要紧急动员起来，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等人分头向依靠力量打招呼，对中坚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教育。 4月20日下午，解放军渡江在即。唐秉琳等人焦急地等待着横渡长江的第一声炮响。终于，江北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解放军开始渡江了。 地下党联络员吴铭换上了要塞士兵的军装，前往总台，帮助唐秉琳、唐秉煜共同掌握炮台。吴铭一个人摸黑到了总台，唐秉琳要他注意不要给人认出来 。 当时，总台指挥所里十分忙乱，报话机、电话机使用频繁，都在互相打听消息，但实际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这时，王澂明给吴铭打来电话，说他代表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要唐秉琳等人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不许开炮。 就这样，在渡江战役发起时，江阴要塞各炮台在唐秉琳等人的控制下，没有向渡江的解放军打出一发炮弹。
